但令党魁们倍感不争气的是，中共近来的“预见能力”的确让人不敢恭维：一场影响如是之巨大的“非典”瘟疫，政府事情竟然毫无知觉，致使得灾难来时，老百姓毫无准备，徒生恐慌，遭受了巨大的不必要损失；“非典之后”，中国政府的形象本已一落千仗，行事如履薄冰尚且怕小心不足，却在这种时候抛出了对香港的“二十三条”，其结果已是众所周知－－非典之后，又在香港掀起了“倒董风暴”。
中共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如此臭棋频出，为什么患上“预见性缺乏症”？
中共的“预见”、“前瞻”，自然不等同于二孔明、王半仙们的诸葛马钱课，全靠一张谈天口高喊“三个代表”。政府的预见与决策，依靠的是对民情与民意的真实把握与了解。然而，今日中国，言论自由没有保证，各路媒体报喜不报忧，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公仆”们对民情的些许了解，完全来自“形势一片大好”的《新闻联播》与被老百姓讥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焦点访谈》，对社会真实几乎是完全无知，如此又怎么可能有什么“预见性”？即使有，也不过是镜花水月，纸上谈兵。政府患上“预见性缺乏症”，言路闭塞是第一个原因。
原因之二，则在于体制僵化，逆淘汰已成官员选拔的怪圈。中共体制，官员的升迁与百姓毫无干系，全凭上级领导难测的“天心”。因此，举国上下，满朝文武，人人脑子里盘算的如何摸准风向、看清来头，对上曲意奉承以备政坛投机。放眼今日体制内精英人物，你能看到几个性格鲜明者？倒是全部低头纳闷状，实则玩心计于不露间。大连出了个薄希来，当了省长便不再见动静；王岐山意气风发于前，藏身隐形于后；潘岳提出“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犹报琵琶地唱政改，即被贬去搞环保。这些活生生例子，再再说明中共官僚体制的常态即是拒绝活力。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升官发财人人想，美国的官员也不是个个道德水准一流。民主体制下，官员的升迁来自于社会的舆论，官员自然是“向下看”，对民情的预见比对上级风向的辨别更为重要，政府自然不会缺乏什么“预见性”。笔者也绝对相信中国的政府官员道德水准不会比美国人底，但是，集权的体制，又怎么能够保障官员能够时时“处高听卑”？
中国政府患上“预见性缺乏症”的第三个原因，在于知识精英与政府的不合作。专制集权的政体将所有公民视为“专政对象”，因而，天然具有自由诉求知识精英在任何专制政体内都不可能被真正接纳。“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于政府，也因而有着天然的抵触感。这次非典危机，虽然对于中国是一场沉重的灾难，但其危害并不如大多数知识精英们所鼓吹的一样大。知识精英们对政府失误的自觉放大，表明了知识精英对政府的反感与不合作。离开了知识精英的支持，政府的“预见能力”，可想而知。
中国政府的“预见性缺乏症”，其医治说易不易，说难不难，只要一味药：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