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于上台之初，即废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迎送缛节，接□又停止了每年到北戴河开会的“老规矩”，实践的显然是胡耀邦当年“八千人大会”的廉政理念。但截至目前，胡的动作仍属于“小处□眼”，牵动面不大，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内容，因此还算息事宁人。但这次开始要在“大处□手”，反应果然非同小可。 (博讯boxun.com)
据说这公开高官财产的征求意见稿，已经在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人大常委的成员中，遭遇到明确的反对意见。近年来，有关以高官财产公开制度代替收入申报制度、彻底杜绝腐败根基的舆论意见愈见强烈。一九九四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次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二○○○年十二月，中纪委五次会议决定，要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次年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
事实上，中国党政处级及处以上官员实行所谓“收入申报”已经多年，这些官员年中和年末都要填报一张“收入申报表”，以利反腐倡廉。应该说，从收入的不申报到申报，以及从申报制度对于规范领导干部各项收入渠道的角度看，收入申报无疑起到了相当正面的作用。然而，这个迄今已经实施了六七年的收入申报制度，在有效地遏制腐败方面，发挥的功能还远远不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项制度存在着它自身的某些缺陷。
文汇报报导说，这个制度所界定的“收入”，时至今日似乎已没有申报的必要，因为这个范围的任何一项收入，从理论上以及程式上都是单位或组织有案可查的，因而事实上也是公开的。由此导致此项制度在操作层面上意义不很明确。也就是说，通过它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这个制度已不是非常清楚。
收入申报与财产申报尽管有共同性，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一般的意义上，财产的范围要比收入广泛得多，它可以来源于收入，也可以来源于收入以外的要素，如合法的继承、赠予，当然也可能包括那些违法的贪污、受贿等等。而申报收入固然可以在一个层面反映领导干部的经济收入情况，但却不能反映其财产增量。
与此不同的是，财产申报可以反映领导干部在其任职期间的财产增量情况。如果这种增量与其合法收入相吻合，那么至少可以认为其收入来源是正当和合理的。否则，就表明在其合法收入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促使其财产增量的因素，这时候有关部门就可以据此给予必要的关注。而按照现行的有关法律规定，当一个领导干部的钜额财产不能说明其来源时，即构成钜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如果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话，也会存在隐瞒财产增量即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的情况。但这一制度对此类情况的遏制，当更为有效。这是因为，如果谁不履行这个义务，即被认为其违反规定而可以追究其行政直至法律责任；其次，财产一般具有“有形”之特征，很难有隐瞒之条件，因此，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财产，无疑将面临非常大的风险。
用财产申报制度来取代收入申报制度，是加强制度反腐与技术反腐的一个重要举措，这将极大增强我国在遏制腐败和惩治腐败方面的效率，并能够在整个社会中提高拒腐防腐的能力。问题是中国属于一党专政，党领导一切，“财产公开”制度能否推行令人怀疑，上个月，《南风窗》杂志载文逐条分析有关法规以及监管机制的漏洞，称“种种恿象表明，目前还无法指望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近期在中国收立竿见影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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