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的第二张英语日报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政50周年的1999年10月正式发刊。发刊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进一步说明我们所处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报业环境。上海日报在给一家跨国饮料集团作广告时，显示饮料罐装厂所在位置的中国地图未将台湾“省”包括在内。据接近高级管理层的消息来源透露，报纸主编被要求对这一“极端恶劣”的漏洞作自我批评。不过，当我看到大陆媒体近年来的部分开放，例如象吸毒和艾滋病等曾一度属禁忌的话题如今占据了主要报纸的显著版之时，我感到欢欣鼓舞。固然，报道的基调始终都是乐观的，强调共产党在与社会疾病作斗争中取得了多么多么辉煌的成绩。报道国营企业下岗职工时，总是把他们写成要么是卓有成就的企业家，要么是模范志愿者。在老年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的传记中，文化大革命只是简单地被说成一个“动乱时期”，艺术家们及他们同时代的其它知识份子被送到农村与农民一起劳动。从来不会说许多人被折磨，被当众羞辱，被逼迫到自杀的境地。
更令我鼓舞的是，上海日报通过策略性地不设社论版面来避免那种至今仍充斥于大陆主要报章（包括上海日报的竞争者－－英文的中国日报）的反西方式社论论调。上海日报还安排来自美联社等国际通讯社的新闻报道，从而向读者提供一个对世界的平衡视野，而非象新华社那声名狼藉的一边倒式论述。
然而，后来的萨斯危机告诉我在中国新闻界其实并没有多少东西真正发生了变化。象所有其它报纸一样，上海日报在今年早些时候瘟疫肆虐带来全国恐慌之际，也一直保持着沉默。政府命令的对萨斯的新闻封锁，是一个蓄意的，或象有些人所说的冷血的措施。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权力向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交接期间的社会稳定形象。只有在国际媒体揭露了中国对萨斯的掩盖行径之后，这一新闻封锁才得以终止。其标志是4月20日的记者招待会期间，两位瞒报萨斯病例数位的高级官员遭罢免。上海日报，象中国其它报纸一样，根据这一信号，开始了对萨斯危机的报道，尽管报道大多仍然是片面地集中在赞美一线医疗工作者们为阻止病毒扩散所进行的“英勇的战斗”。
通过与新闻界内外的中国当地人交谈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对政府的改过姿态缺乏信任。一家销路很广的中文杂志的编辑告诉我，对两位高官的免职仅仅是“一种试图挽回党的部分面子的姿态”，而被免职的这两人注定会在将来被重新任命到其它职位上。类似的怀疑也围绕在官方新公布的病例数位上。上海尤为其甚，当地官方最初坚称这座1600万人口的大城市只有两例确诊病例。
但是，任何人胆敢公开表达这种怀疑的话，他就厄运临头了，正象我几星期之后于5月6日接受美国国家公众电台采访后所发现的那样。其实在采访中，我对上海在处理危机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提到市政府已在“大步迈向透明化”。我唯一的暗示性批评是指出了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外国记者和街上的民众“对官方数位表示了极大的谨慎”。
接下来的几天，报社的高级编辑们收到一名匿名读者和一名现在美国学习的该报前记者发来的电子邮件，得知了我参加采访一事。一位主编立即召见了我，对我的行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而且她很显然担心这件事会使报社受到上级的不利重视。这样，我清楚地意识到，除了辞职我别无选择。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国家公众电台采访中，我将自己的身份说成是上海日报编辑，一个美国听众熟悉的头衔，以便能更好地描述我的工作。尽管这一头衔准确地描述了我，还有所有受雇于中国英文报纸的外国人，在干什么，即编辑，改写，以使文章易读，但我正式的头衔是“外国专家”。这一称谓起源于中国开放初期，当时所有被中国雇佣的外国人都是这样的称呼。
如果我不辞职，我无疑将被开除。我的采访所引起的愤怒已经到了如此的程度。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我的辞呈被接收之后，我立即被通知必须在48小时之内搬出报社所资助的公寓，使得一场本已不愉快的经历雪上加霜。还好，我的中国妻子却站在我的一边，因为她知道我在电台采访中所说的早已是上海人人皆知的事情。
我的麻烦并未就此完结。在我离开上海日报后不久，我成功地向一家新的英文报纸东方早报讲述了我的报道主意。这家报纸与上海日报隶属于同一个上级公司，是规模巨大的文信联合报业集团的成员。但当我递交了我的稿件之后，一个编辑在电话里用极具歉意的词语向我解释说，他不能采用它，因为我的名字已被列入不准在国营出版部门工作的记者黑名单。
当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以后，原本有一线希望表明在这个人民共和国里新闻自由将不再是不可能的梦想。胡锦涛关于整个中国社会应更具责任心的号召为新闻媒体被真正赋予实权带来了希望。实际上，有些乐观的媒体观察家们甚至期望萨斯危机将作为催化剂促进中国的新闻报道纳入国际标准。
然而，上海日报对我接受美国国家公众电台采访一事的反应再一次表明，在中国，任何有关这个时候新闻开放的讨论都是不成熟的。我不是与中国媒体监督机制发生冲突的第一个外国记者。我确信我也将不是最后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