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盛行前往中国投资的时期中，加上中国政府方面的频繁宣传，不少的商人与有识者口口声声地褒扬中国为“世界最后而最大的市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家”。投资海外的实地调查，中国时常独占第一位，几乎维持七○％左右的高比率。这种倾向不仅是日本，台湾与欧美也有这种现象。但是，“腐败国家”中国真的能够说是安全而且有利的投资地区吗？
人、物、财不断脱逃
在中国投资狂热中，日本媒体几乎如同禁忌般不提起中国的资本脱逃问题。即所谓“中资”（中国的民族资本）从中国落跑。关于中国的资本脱逃，已经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就被指摘，因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讲话”后引起中国投资的狂热，也在加速进行中。
资本脱逃额有各种推估，依新加坡开发银行副总裁费列克．乌博士的统计，一九九二年当时已经每年约八○亿美元。另外与贸易统计相加的调查，则以伪造信用状的操作，每年约有二○○亿美元由中国流出。而且随着后来外国的中国投资狂热，资本脱逃也在加速。
那么近年来的资本脱逃到底有多少呢？这有种种的推计。依照共产党的内部资料《改革内参》（二○○一年，第十三期）匿名的北京大学教授的推估，一九九七、九八、九九年从中国流出的资本各为三六四亿美元、三八六亿美元、二三八亿美元。《新经济》（二○○一年，第二二○期）的报告为一九八七─九七的十一年流出资本累计有二四五七亿六二○○万美元（一年平均为二二三亿四二○○万美元）换算人民币则有一兆八○八○亿元。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李庆云教授在《经济研究》（二○○○年，八月号）发表如此的调查报告：“分析中国资本的国外移转，一九八二年以后对国外‘投资’逐年增加。九七年以后，每年三百余亿美元，迄九九年的累计有二三二八．六五亿美元。现在中国的资本脱逃每年推计有二○○亿～三○○亿美元左右”。
二○○○年的资本脱逃也有经济学者计算为五六八亿美元，惟依据李岚清副总理在国务院的负责人会议中的报告，其流出的外资每年约四○○亿美元（《争鸣》，二○○一年二月号）。二○○○年投资中国的外资也大约四○○亿美元。依据美国经济学者，也是研究中国专家尼克拉斯．赖瑞氏指出迄九九年约有三○○○亿美元流入中国，结果，中国好大喜功，标示多额的收支黑字，惟以不在统计上的方式有很多资本利用非正式或违法的方法移转，因有这种情形所以表面上的数字并不是对中国国内的实质投资。又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樊纲所长最近发表的研究表示，流出国外的资本与流入国内的资本相抵，几乎没有差额。
也就是说，海外对中国的投资，顶多是来弥补落跑的中国资本而已。
难于想象的共产党干部的腐败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资本要从“世界最大而最后的市场”逃出呢？
意外的是，日本的中国观察家未曾提起或不喜欢提起，这可说是日本人对中国观点缺落的部分。实际上，中国的资本脱逃源自这个“腐败国家”的一部份党干部独占财富。其腐败的程度是日本人难于想象的。
中国的资本脱逃大半是因受一部份企业经营者在海外的国际金融市场现金运用，影响国内的通货膨胀与汇率的混乱，或且“官倒”（官僚中介者）的资本脱出国外，或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家族利用特权把国家资本私有财产化，即所谓“太子党”（这里指政治权力者的子弟），他们把非法蓄财一次带出国外，然后借“外资”之名回国内再投资以获得税金优待政策的利益。
中国的中央、地方政府为力行改革开放政策，藉各种方法，对从国外回流的中国资本采取优惠政策，惟其资金几乎出自党干部官僚的贪污之财。
国家财产流入党干部口袋
中国知名的经济学者，也是“破产法”的起草者曹思源氏，据其最近的调查，指出流出的国家财产大半是流入党干部的口袋。中国的个人资产总额五兆之中，其八○％集中于少数五％的人，这些人几乎是党干部自不待言。
国家“日趋腐化”代之，只有一部份的人生活“日趋富裕”，这就是今日的中国。全国的党干部与其家族的总数，若行政机构则限于县，军中组织则为团以上的高级干部（包含退休者）共计一三一万余人，事实上全中国财富的七○％以上属于他们所拥有。党干部及其家族所有的资产共约三兆七○○○亿元。个人外汇存底共计八七二美元，其中七○○亿美元以上为他们所拥有。又个人所有的股票六兆元之中四兆五○○○亿元也是。现在的党干部有九二％拥有金融、证券业与其相关事业。
九○年代以后中国国有财产的损失，保守估计，仅国有企业的赤字与银行的呆帐就有一兆二○○○亿元以上。另外，每年官僚开支的招待公款为一○○○亿元，逃税损失为一一○○亿元，政策失败而浪费的开支也不下一○○○亿元之谱。
腐败造成经济损失
据著名经济学者胡鞍钢氏的计算，地下经济、逃税、浪费的公共投资等各种政治腐败造成经济损失，每年平均推计为九八七五亿─一兆二五七○亿元，占GDP约一三?二至一六?八％。当然有一部份是从合法经营获得的私营企业利益，惟在中国的蓄财方法大部分是贪污、收取贿赂、贷款，或将国有企业处分国有财产的所得私物化、走私、侵占、诈欺逃税等“超经济性”的东西。以党干部为首的这班改革开放后的新兴暴发户，因对国内市场不安，对国家的保护不信任而走上资本脱逃一途。
本来，中国以实现社会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贫富的落差却无止境地快速扩大。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可说是腐化的党干部。在邓小平的“先富起来”的口号下，他们最先成为暴发户。另一方面，农民事实上的生活很悲惨。例如西北部的甘肃省定西县，农民的年收只有人民币六○○元，而五○○公克九万元的乌龙茶却可以卖出，纪念香港归还中国的香烟“回归”一箱定价为一九九七元。价格为农民年收入几十倍的奢侈日用品充斥于街头，竟然出现啤酒一杯三五○○元，宴席一桌一二○万元的餐厅，也有一桌的料理等于农民一○○○年以上的收入的宴席。以这种事例要证明“廿一世纪是中国的时代”应该不可能吧。
经济落差日益扩大
观看最近的统计，经济落差日益扩大。中国的银行存款总额八九四○亿美元，其中八○％的存款集中于少数二成的存款者。（《台湾新生报》二○○二年三月十九日）。“六中全会”前的二○○一年三月下旬、中国中央研究室与国务院研究室向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社会各层的政治经济状况考察报告〉中，指出都市人口四亿七○○○万人占国民总所得的八八％，相对农村人口八亿四○○○万人只不过占其一二％。一九九七年为一六?五％，可见农民的贫穷化快速在进行。看了北京与上海高楼大厦林立，偶会听到“中国人的生活水准超过日本人”的声音，其实只不过看到一部份的干部其家族暴发户的奢侈生活而已。
中国语的发音“权”与“钱”同音，但是“钱”是从“权”产生，所以“权比钱更值钱”。因此最近“权钱交易”非常盛行，江西、广东海南各省的“第十六届大会”的党代表席位为五○○万元至二○○○万元，全人民代表的席位为一○○○万元至二○○○万元（四川省为三○○○万元）的价码进行交易。现在是资本家也能够入党的时代，所以入党的企业经营者纷纷加入官职卖买之战。对于像这种不正常行为的蔓延，党中央下令中央规律委员会、国务院、政协、各党组织要彻底检举，但是几乎没有效果。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以所谓“官倒”的党干部官僚的腐败为契机。九三年九月的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会议中发出警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继续下去将成为腐败王国”。九五年三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乔石（人大委员长）指出各政府部门出现贪污与腐败，并警告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将濒临“亡国亡党”的危机。《人民日报》也评论“这种困难的反腐败运动如果不能达成，实有亡国亡党的危险”。
虽然如此，“亡国亡党”的危机似乎无法回避。
一九九五年在北京发生的集体贪污事件连国家领导者也挂勾在一起。陈希同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因贪污罪嫌而被监禁，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在搜查中举枪自杀，震撼北京政界。九九年厦门大走私的赖昌星远华集体事件中，党、政、军、司法机关的高级干部六○○余人涉嫌卷入其中，而负责调查的原公安副部长李起周也被司法裁判，前公安部长陶驷驹也涉入其中的传闻，在党内成为一大问题。又二○○○年九月，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因收受贿赂而被处死刑的事件记忆犹新。
关于这种丑态的党干部特权滥用、贪污、腐败，反江泽民的保守派也不能保持沉默。前国家主席之弟杨尚昆，也是军中大老之一的杨白冰则批判“社会的财产被一小部份的官僚与其子女所掠夺”。至于左派的龙头宋平则严格非难“现在共产党的腐败有使新中国崩溃的可能性，将使数十亿的人民陷入亡国之灾”。过去毛泽东的继承者、曾任国家主席的华国锋也不堪这样彻底腐化的共产党，而愤慨地脱党了。
“看到人就认为可利用”是中国的国家体质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属于排外的国家，但改革开放政策造成中国人的对外意识是有史以来的大转变，现在认为外国人“可以利用”而热烈欢迎。
进出中国的外资企业最伤脑筋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朝令夕改”，以及所谓“三乱”，即“乱收费”（种种名目的税金）、“乱罚睢梗ㄖ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