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执意要镇压法轮功有多种原因，而这个“美国因素”在西方尚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倒是另外两种理论占了上风。一种是“人多”的理论，即法轮功学员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从而被江泽民视为威胁。另一种是“历史”理论，即中国历史上宗教性团体曾严重威胁过皇家王朝的统治，所以中共对大的宗教团体存有戒心。
但是从中共内部文件看，江泽民给政治局讲的“历史”，却只是近在眼前的“美国威胁，”并因此而怀疑美国支持法轮功来威胁其政权。
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坐在挂了黑色窗帘的轿车里到中南海外偷偷巡视，亲自观察了那些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见时代周刊的有关报导)。当天夜里，江泽民坐立不安，连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警告说，“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此事发生后，西方媒体立即作了报导并加以煽动性渲染。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
江泽民为什么会神经兮兮地怀疑“西方”势力(明说的话就是指美国)呢？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理解。江泽民是在1989年6．4天安门屠杀之后被指定为中共总书记的。在那场流血镇压之后，中美关系急速大滑坡，江泽民上台以后也一直把美国视为其来自国外的头号威胁。1999年是天安门屠杀10周年，海内外人民都盼望能为6．4平反，江泽民则非常紧张。那年三月，美国为首的北约维和部队开始对南斯拉夫这个前共产党国家采取军事干预，制止并惩罚原南斯拉夫共产党独裁者米罗索维奇屠杀无辜和践踏人权的行为(米氏后来被国际法庭以种族清洗等战争罪名起诉)，这使得江泽民更感到害怕。中共在当时已经成了世界上几个残存的共产党政权中的龙头老大，也成了民主自由世界的天然头号敌人。在这样一个世界环境中，江泽民总是不放心，怀疑美国要支持中国国内的民众团体来把中共赶下台。本来4月25日的法轮功学员集体上访，在朱熔基总理亲自过问下和平解决，政府也答应了法轮功学员的合理要求(即：释放在天津被无理逮捕的学员，允许公开出版<<转法轮>>，不要公安骚扰学员的修炼活动)，但是江泽民却禁不住要提出他那关于“西方势力”及“背后高手”的臆想。
无独有偶，“美国因素”在5月8日又给了江泽民一大刺激：美国导弹把中共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给炸了。这只能更加强了江泽民对美国要赶他下台的怀疑，他立刻在中国搞了新一轮的反美浪潮，作为他对美国的反击：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被北京的大学生包围并遭石块、鸡蛋、啤酒瓶的袭击，在成都的美国领事馆更是被愤怒的青年人放火烧了(后来中美谈判，中共答应为此赔偿美国数百万美元，自认理亏)。策划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江泽民当时反击“美国威胁”的另一步骤。
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政治局做了长篇讲话，开头就讲了他认为的两件国内外大事。从外部的大事，即北约军事干预南斯拉夫，江泽民看到了来自西方自由社会对共产主义残余的威胁。他警告他的同志们，“我们必须抓紧对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国际局势的走向和新的特点，进行深入思考和全面分析。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大力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凝聚力、战斗力。”
接着，江泽民把法轮功指为国内对他的最大威胁，并再次鼓吹其“国际势力”在背后支持的臆想。江泽民说，“显然，一个李洪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这是１９８９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采取有力对策，中央已同意李岚清同志负责，将成立一个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李岚清同志任组长，丁关根、罗干同志任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密切配合。” (这就是610办公室的来历：江泽民命令成立了一个独立于党政机关之外的类似于当年“文革小组”的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江泽民讲话在6月7日，这个组织成立于6月10日，为掩人耳目，称610办公室。这个610办公室后来自上至下，遍及全国，成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打手、工具。)
很明显，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正式在全国发起镇压法轮功之前，他把法轮功当作美国颠覆中共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根除法轮功，也就成了他意想中的对美国的一个回应和打击。
四年多过去了，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法轮功被外国政府操纵驱使，相反，江泽民在1999年时的臆想，今天看来极其荒谬。但是不管事实如何，在1999年江泽民起意并下令镇压法轮功的那段历史中，“美国因素”的确起了一个相当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