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 (1) 血沃钟山

作者:石 怀 瑜 发表:2003-08-31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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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本文作者石怀瑜老先生,1912年3月21日生,是中华民国的同龄人,却一直生活在中国大陆,并没有“逃往”台湾和海外。他出身黄埔九期,一九三七年参加南京保卫战时,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上尉连长,1948年任中华民国国防部第五补给司令部通信处上校处长。他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命运可以想见。今年,他已经九十一岁高龄,却不能忘记那些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的战友们,不顾一切地写下了他的回忆录,并直接投递本刊,为中华民国卫国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国民军官兵,留下血写的历史见证。本刊编辑读稿后,深感义不容辞,并对石怀瑜老先生──我们的前辈,深表感激和崇敬。


上海战场,敌我集中了130多万兵力,在沪西狭窄的地区,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战斗。我军以落后的武器装备,全凭官兵高度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无比的牺牲精神,浴血奋战,抗击武器精良、装备齐全,且有强大空军掩护、海军支援的强敌,给日寇以料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打消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战斗持续到1937年11月初,敌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之后,占领了上海闸北、江湾、浏行、真茹等处,突破了我苏州河北岸阵地,淞沪战争至此达到了最高潮。我军因伤亡很重,又无生力军增援,处于劣势。如果继续在非决战的时间和地点过度消耗兵力,势必影响战局。为了保存实力,有利于持久抗战,统帅部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宜硬碰硬地消耗有限的兵力;应有计划地主动转移到吴福、锡澄、苏嘉等线,占领有利地形,凭籍既设的国防工事,阻止敌军前进,并抓紧时机积极整补,争取战役胜利。蒋委员长采纳了上述意见,命令前线部队按计划行动。当部队业已开始转移之际,他又与白崇喜亲临前线,突然变更决心,命令转移部队返回原防固守。大兵团在一退一进之间,由于道路狭窄,沟渠纵横,兵员车辆过于拥挤,通信联络中断,各级指挥失控,加之敌人尾追,敌机昼夜袭击,因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转移部队既不能回到原防固守,又无法在既设的国防线形成整然态势,立足不住,只好溃退下来。11月8日,敌人在金山卫登陆。守军既未拒敌于登陆之前,又未歼敌于登陆之后,以至敌军顺利登陆后遂即扩大战果,向我右翼作战略大迂回,企图将我上海大军包围歼灭。至此,上海战场形势大变,不得不作全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淞沪战役告一段落,敌人付出很大的代价,取得了局部胜利。

  敌人占领上海之后,分兵三路,对南京采取分进合击之态势:其右路沿京沪铁路线西进,企图夺取沿江要塞,消灭我江防部队,使其军舰溯江而上,直抵下关,隔断我江北之策应,阻止我守军渡江撤退;其左路以金山卫登陆之敌为主,沿太湖南侧西进,企图下广德,占领宣城、芜湖,切断我南京守军之退路;而其中路主力部队沿溧阳、句容京杭大道前进,直扑南京东郊。一俟三路会合,将我南京守军压迫到下关江边予以全歼,以达到战略目的。敌军本此要旨向南京推进。

  11月下旬,蒋委员长拒绝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提出的苛刻的诱和条件,坚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态势后再作谈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希特勒命令调停中日停战问题遂告失败。蒋委员长当然很明白,在日本侵略军已经取得上海战场局部胜利的情况下,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再行谈判,不过是梦想。他这样做,主要是表示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使日本侵略者休作妄想。首都南京宁可化为焦土,绝不拱手让敌。即便不能固守,也叫敌人付出血肉代价。如果轻易放弃,就可能动摇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的决心,挫伤前线将士英勇杀敌为国效命的志气。因此,保卫南京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军事价值,谁也不会同意轻易放弃。至于如何保卫南京,那是力量和战略问题。

  蒋委员长决定保卫南京,唐生智自告奋勇,临危受命,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临时组织领导班子,调兵遣将,准备迎战。此时,蒋委员长仍坐镇南京,亲自指挥调度。记得12月初的一天,他在唐生智、罗卓英、桂永清、宋希濂等将领陪同下登上紫金山,视察了我们总队的阵地,并召集附近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讲话,总队附近的连长也就近参加听训。他首先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不顾国际公法,悍然对我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烧杀虏掠,惨无人道,对我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他说,日本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处心积虑,把吞并中国,称霸世界,作为既定国策。“九·一八”事变的突然袭击,强占了我东北,扶植了傀儡政府,脱离祖国,使之成为他的附庸。当时国家未告统一,尚有内患,无法全力对外,只有忍辱负重,待国力充足后,不惜任何牺牲,收复失地,以消百年奇耻大辱。但日寇得寸进尺,野心更大,又藉口制造卢沟桥事变,妄图以军事压力迫使我华北当局屈服于武力威胁之下,接受其华北特殊化的条件,再造第二个满州国式的傀儡政府。由于我华北将领和军民基于义愤,忍无可忍,奋起抗击;敌人在其阴谋诡计未能得逞之后,仍不甘心,在我经济中心首都大门的上海,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现在和平业已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为保卫国家民族的生存,要坚定不移地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上海沦陷后,南京就要变成战场。南京是国家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先总理孙中山的陵寝所在。南京的一草一木都是本委员长领导下建设起来的。现在,为了领导全国军民继续抗战,不得不离开南京,不能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保卫南京的任务交给了唐司令长官,希望大家精诚团结,服从命令,奋勇杀敌,保卫首都,不成功便成仁,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勿负本委员长重托,勿负全国人民的厚望。他讲话时心情沉重,严肃恳切,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对南京的留恋。讲话完毕后,向聆训的军官频频点头,表示恳切的希望和依依不舍之情。当时我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掉下男儿不轻弹的热泪。我左右的军官莫不感慨悲壮,热泪盈眶,都感到国家民族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正是炎黄子孙、黄埔健儿、革命军人赴汤蹈火、舍身效命之时。我回到连队后反覆传达,鼓励战士,为保卫首都,保卫国家,保卫先总理陵寝而牺牲是无尚光荣的,也是人生难逢机会,死重于泰山,虽死犹生。战士们各个发誓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与阵地共存亡。记得12月7日凌晨,我们在山上构筑工事,积极备战之时,看见福特号座机从明故宫机场起飞,有三架飞机护送,知道蒋委员长离开了南京。此时,南京外围守军已和进犯的敌军接触,战斗已经开始了。

  北伐胜利,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没有组建警卫军,首都的治安警卫任务,由南京警卫司令部所辖的宪兵团及警察部队担任。“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后,统帅部决定教导总队为拱卫首都部队,但不久就奉命增援上海。11月9日上海大撤退,部队撤回南京的兵力不到五千人。此时敌军已长驱直入,快要兵临城下;南京的机关、学校、工厂早已撤离,除少数警察宪兵外没有部队。大敌当前,城防空虚,蒋委员长曾几次召桂永清到官邸指示保卫南京事宜。为应急计,桂永清命一团二营死守乌龙山要塞。将在句容的补充兵调到清凉山一带布防,第三团在尧化门布防,一二两团在紫金山孝陵卫及光华门一面整补,一面布防。后来蒋委员长调来了宋希濂的36师,王敬九的87师,孙良诚的88师,分别担任下关、光华门及雨花台的防务。又恐兵力不足,留下叶肇的66军,俞济时的74军,邓龙光的83军,还从安徽调来了徐源泉的41师、48师,加上炮兵营、通信营、战车连等,总共兵力十多万。大多新兵,均不满额,装备短缺,未经训练,战斗力薄。以此残缺的兵力,配置于南京广阔的防线,抗击优势的敌军,又处于内线作战,完全被动,众寡悬殊,强弱异势,尽人皆知。但保卫南京的官兵并未因此而稍有沮丧,反以保卫国家首都是最为难得的尽忠效命机会,是至高无尚的任务。因此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誓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恪尽军人天职。南京保卫战从开始至结束,始终是本此大无畏的精神而进行战斗的。


《黄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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