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科院的报告:“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
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1958年-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在1984年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计我国在1958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在1986年的计算是1700万(1697万)。(参见蒋正华、李楠:《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以上两位的数字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科尔多算了约500万,蒋正华少算了约500万。他认为应该是2200万 (《中共党史研究》1997.2) 。国防大学学者丛进在《曲折的岁月》一书中的结论是:“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第272页)。学者金辉在1993年在《社会》杂志第四、五期合期上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一文,他的结论是:“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第2000年第3期着文,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另外,中共元老薄一波在中说:“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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