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党政官员追求高学历和高学位无可厚非。同毛泽东时代的“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和“外行领导内行”等愚昧、落后的现象相比，这是比较文明、进步的。尽管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学历完全等同于一个人的能力，但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员都是由一大批高学历和高学位的人士组成，则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可想而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很多党政官员追求高学历和高学位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出于对知识本身的追求，而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以便作为他们在官场继续晋升的垫脚石或筹码。
当然，获取高学历和高学位这些资本以增强自己在官场中的竞争能力，亦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公仆”们不是通过需要花费昂贵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的“寒窗苦读”、而是通过用人民赋予他们的公共权力，去直接购买一些文凭。有个在官员身边从事秘书工作的的苏苏，曾在《中国青年报》（2002年7月22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领导的文凭从秘书手里来》的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腐败的“权学交易”现象作了生动的描述。他这样写道：“4年时间里，我给单位的3个领导写了数不清的作业和试卷，光论文就交了10多篇，拿了两个大学文凭、一个不知叫做什么研修班的结业证，还有两个领导干部培训班的结业证，以及业务上的几个培训项目的证书。”这种中国官场领导上学、秘书“捉刀”的特色现象，很多人已见怪不怪。
领导们不仅要役使秘书为自己读书、拿文凭“捉刀”，还要向“权学交易”的另一方－－文凭的出售者高等院校和高等院校的导师们－－行贿。而出于对利益的追逐，高校一方对政府高官就读硕士和博士一事尤其垂青，并对他们大开绿灯，比如：降低官员报考硕士和博士的入学门槛；他们被录取之后也基本上可以不来上课；导师根本不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考核、考试；论文答辩中“一问三不知”的他们往往也能够被导师顺利带过，并最终拿到文凭。由于中国高校为官员提供了这样一个稳定的低成本、零风险的“文凭供应市场”，官员对高学历
和高学位的需求欲望更加强烈。近年来，那些手握大权的高官，平时“日理万机”，难得有闲暇看书学习，几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了某某名牌大学的硕士或博士。就这样，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原则，在权力的冲击下已荡然无存。
中国的教育资源本来就极为稀缺。权贵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挤占教育资源，一方面使那些真正“寒窗苦读”的诚实学子的利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文凭的泡沫化也是教育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更为可怕的是，由于权力对教育的渗透和左右，作为传承文明、培养人才之地的神圣高校已腐败不堪。而与此相反，西方国家许多著名大学宁愿不要资助，也绝不降格以求。比如，1996年，牛津大学拒绝了沙特富翁捐款340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的要求。牛津的校监们认为：“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转引自余杰：《火与冰》198页。）
尽管有人指责牛津“保守”，但不管怎样，牛津面对送上门来的金钱而不动心的举止，令人肃然起敬。而中国高校正是抵挡不住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从而导致学术尊严的丧失、“权学交易”的泛滥。这一现象的对比，再一次表明中国其实离世界主流文明还很远。中国要真正融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国家强大经济的模仿，还应该对别人先进的政治和精神文明保持仰慕和学习之心。否则，诸如“权学交易”之类的体制性弊病只能愈演愈烈。
(民主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