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经济领域专家纷纷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经济的隐忧。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8月初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高速增长难以持续》。研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过热。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到31%，为10年来所未见。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向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现象出现，是由于大面积的投资过热和货币供应及信贷的急增的缘故。他认爲这种现象的症状爲过度投资，而不是通货膨胀。这种现象叫做‘无通胀的过热’。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则认为一轮通货膨胀即将来临。今年的通货膨胀率是2%，明年将是5%。
去年8月份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的表现之好，仍然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为9.9%；第二季度虽然正值SARS肆虐，但仍保持6.2%的高增长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8月25日对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指出，整个上半年的GDP同比增长8.2%。而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是一个有保留的数字。一位权威观察家表示实际增长肯定在9%以上”。而今年上半年的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为1.9万亿元，同比增长31%，增速高于去年同期近10个百分点，是199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准。除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外，更新改造投资同比增长39.2%，同比增幅提高23.1个百分点。数据之高，令人担忧。
此外，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汽车、建材(包括钢材、水泥等)、电解铝等少数几个行业，甚至有些产品本来就供大于求的行业的投资，也出现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经济局部重复建设严重、产能过剩。上至中国政府高层，下至经济市场，都担心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后果。
伴随此高投资增长率而来的，是增长过于迅猛的货币供应量。前七个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18872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的水平。“上半年货币增长太厉害了。”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这样表示。试看以下数据：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0.5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单单6月份一个月，贷款增加5250亿元，创月度贷款的历史最高水平；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5.9万亿元，同比增长22.9%；7月份贷款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增长71%。
央行显然也了解这种状况会带来甚么后果。央行货币政策司负责人就曾提出了货币投放过大的后果。如果下半年新增贷款保持与上半年同样的水平，全年的新增贷款将达到3.6万亿元。五年内，这部分贷款中会有5000亿至1万亿元成为不良贷款，因为在经济景气上升时期投放出去的贷款，在经济出现较大起伏后必然产生大量新的不良贷款。
他也提出了出现高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他说，目前的货币投放增速已经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以前述6月底M2余额同比增长20.8%为例，这一增速比经济增长速度加消费物价涨幅之和还要高出12%。他谈到货币投放猛增的原因时也提出，为提高盈利水平，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有提前的趋势。
从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到出现通胀，至少有半年时间的时滞；而当通胀压力转移到资产，如房地产、股票及其他投资价格上，形成资产“泡沫”，其时滞可能更长，危害也更大。因此，及时预防和有效治理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稳定，关键在于中央银行要增强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对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提前作出较正确的判断，而不是等到已经明显出现通胀时才采取措施。
为防范金融风险，控制过热现象，紧缩的调控举措在数个月内频频推出，而且不仅限于信贷领域与央行，实在值得注意。其中最重要的对策之一就是中央银行调高准备金率。8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法定准备金率上调1%。从9月21日起，除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外，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都须将存款准备金率由目前的6%调高至7%。准备金率是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方面不常用的策略，此次准备金率上调，是否说明决策者认定过热已成迫近风险，而新一轮紧缩是否就在眼前？
从以上种种举措来看，政府高层虽然尚未对宏观经济的总体表现有所断言，但对经济局部过热的担心已经显而易见。而采取这些措施，正是中央政府防范经济真正出现整体性过热的筹划之一部分。但亦有学者基于学理认为，这尚不是调控宏观经济的正途，而原因在于宏观经济政策有内在的不协调。例如，为调控经济本来应当调整利率，但在当前汇率保持不变，而人民币面临较大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上调人民币利率，只会进一步吸引国际资本，更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利率工具不能用，所以此次只好选择上调准备金率。
更有识者称，中国以往的经济过热，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政府直接介入市场，同时银行看不住自己的贷款，只能依靠行业政策和总量收缩来对经济进行控制。这便造成周而复始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局面。央行建立宏观经济的一整套监察和调控体系固然必不可少，但细察央行年来货币供给一度失控的内因可知，如果不对商业银行体系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彻底的改革，仅仅技术层面的运筹很可能陷入左右支绌的局面。与此相比，则此番经济过热与否与如何调控，并非至为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危险其实不在近期，而在长期”，“关键问题还是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经营者的市场化选择机制、建立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一句话，“让商业银行有动力有能力看住自己的贷款”；否则，被监管者的利益距监管目标太远，央行提醒其注意风险，不可能有效。若任由现状持续，则到2008年外资金融机构全面进入后，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基础性的诸多问题，恐怕将更难以解决。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