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纪元记者韦实、鹿青霜报导/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近日在纽约市立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院作了题为“中国的制度性腐败对未来发展的影响”的专题报告。报告涵盖了中国政治腐败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腐败的高发领域及其表现形式；腐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恶劣影响；中国政府如何加强社会控制等热门领域，也凝聚了她多年在调研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和心血。
何清涟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专门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对中国社会转型期资本形成的特点，政治资本形成的特点，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冲突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主要代表作为《人口：中国的悬剑》，《现代化的陷阱──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等著作。其中《现代化的陷阱》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成为学术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
《现代化的陷阱──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对于大陆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腐败做了相当悲观的评介，结果前后一共有九家出版社不敢出版这本书，一直到江泽民的幕僚、前中共社科院副院长刘吉为书写序，才得以在删去数万字后在大陆出版。一经上市，引起海内外轰动。据悉，博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将于月内在海外同步发行。
2001年何清涟原本计划于六月廿六日离开大陆，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做一年的研究。但中共情治人员闯入她在深圳的居所，并且盗走她应邀赴美国、日本、台湾和瑞典参加学术会议的一些文件，使她提前于六月十四日离开深圳，逃到美国。
何女士在讲座开始时开宗明义指出：对于中国政府的腐败，国际社会都知道其严重性。但由于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实行新闻管制的国家之一，国际透明组织至今也未获准进入中国设立中国点进行调查。所以中国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以及腐败对中国前途究竟有何种影响，目前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认识。这正是讲座想解答的关键所在。
何女士阐述说：中国自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制度性腐败阶段，自从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腐败经历了这样逐步深化的演进过程：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腐败主要表现为个人腐败。到了1995年前后，腐败已由个人行为向组织化行为发展。
所谓“组织化腐败”的特征可概括如下：一、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即一把手）带头腐败；二、组织机构拥有的公共权力成为该组织成员“权钱交换”的主要资本；三、较低一级的政府机构与企业运用自己拥有的公共资源对上级进行贿赂，从而争取更大的财政支援、更优惠的政策倾斜以及更多的机会。无锡的邓斌案已经开始体现这种“组织化腐败”的特点。在著名的“湛江走私案”中，市委书记、市长及金融、海关等部门主要官员全军“覆灭”，以及军队走私中所暴露的问题，都是组织化腐败最好的例证。腐败的高发地带为：政府部门、资源配置部门、公共事业。
就中国腐败的制度成因，何女士分析说：中国共产党既是宪法的制订者，又是各种法律的制订者，尤其是一些行业法规的制定，就有该行业的利益集团参与立法过程；而且中国共产党政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既是资源的分配者，又是资源分配的受益者。再者中国共产党政府既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同时又是参赛者与裁判者。
就腐败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何女士例数如下方面：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并“黑白合流”；贫富差距悬殊，引发尖锐社会矛盾；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
何女士就腐败问题的结论是：在现行的社会制度下，中共政府不可能克服由他们本身造成的腐败，这就好比再快的刀也砍不到自己的刀背上，再好的外科大夫也不能为自己动手术。严重的腐败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生存基础，使中国成为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宛如一座地壳下到处奔突着地火的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