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气的中国“观光客”
柏林原先有750多家中餐馆,这几年经济萧条关了近百家,中餐馆的生意凋零了不少。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许多中餐馆的中午生意火了起来,食客多是中国观光团。市中心的“中国城大酒楼”,一到中午时分常常七八桌同时开张,东西南北腔不绝于耳,置身其中就像是到了北京东直门簋街。
成群结队的食客通常分两类。一类是旅行社组织的观光客,男女老幼都有,多是便鞋休闲装,每人脖子上挎着一架相机。这类客人伙食包干,每人的标准八九个欧元,四菜一汤,一壶清茶,大家吃得很痛快,不到片刻就把杯盘碗盏打扫得一干二净,然后匆匆离去。还有一类大概是公费食客,清一色西装革履,里外名牌。这类客人似乎不太在乎食品价位,抱着菜单随意点,啤酒红酒敞开喝,有的还自带茅台五粮液,一轮又一轮地敬酒。酒足饭饱、剔牙打嗝时,桌上大多杯盘狼藉,剩下的菜从来不打包,哪怕是只动了几筷子的大鱼大肉。每逢这种场合,我最担心的是被邻座的德国人发现同胞的挥霍无度。德国人对此的反应通常大同小异:瞪圆了眼睛,轻轻地摇摇头,无奈地耸耸肩膀。
■阔气的中国留学生
这几年,留德的中国学生数量越来越多,也是一代比一代富、一拨儿比一拨儿阔。最阔气的,要数那些不满20岁的中学生了。
小W是来自四川的中学生,今年19岁,2000年来到德国柏林。他的“阔气”是有名气的,在中国留学生圈内“有口皆碑”。据说,小W到柏林后不久,不习惯与别人合住集体宿舍,决定自立门户。按照合同规定,如果中途退房,出国前已交的一年住宿费不会退还,算是打了水漂。小W眼睛都不眨一下,毅然再花双倍价钱租了一个单间。入住之前,他先雇人装修房间,又添购了家具和电话、电视、电脑、音箱、冰箱、微波炉、游戏机等一应电器。乔迁之日,小W把头发染成金色,敞开大门供人吃喝,闹腾了一天,只差没有放鞭炮了,把其他学生羡慕得直吐舌头。
没过多久,小W又把一个来自西北的女学生招来同居,他免费供她吃住,她则每天洗衣做饭,陪他睡觉,说不清是小两口儿还是主仆关系。这消息传到了小W的家乡,小W的父亲是当地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干部,母亲觉得孩子铺张得太厉害,闹腾得太过分,有辱W家门风,于是打来越洋电话兴师问罪。没想到孩子挺着脖颈蛮有理:“你们从小对我娇生惯养,我又不会洗衣做饭,一个人怎么生存?我现在等于是花钱请保姆,有啥子不可以的么?再说,她来自偏远地区,家庭条件比较差,我免费让她住房、吃饭,她帮我洗衣做饭换工,这不是各得安逸吗?”
■“阔气”的中国家长
小X是来自北京的中学生,20岁出头。1999年底出国时,父母在他账户上存了10000马克(1马克相当于5元人民币)。转年7月,家里又托人捎了5000马克。时隔3个月,家里又带来了5000马克。儿子嫌钱少了,连个电话都不给家里打。母亲给儿子打了电话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为自己没能多给孩子带钱而感到内疚。2001年3月,母亲再次托人带来8000马克,这次儿子总算比较满意,主动打了一个电话。
X家并不是大款,父亲是工人,母亲已经下岗。为了给孩子凑生活费,平日节衣缩食,还把小小的两居室出租一间,每个月收房租250元。后来他们干脆把整套房间全部出租,自己搬到孩子的爷爷家去挤住。
可小X的钱是怎么花的呢?他同两个男孩子合租一套两居室,每月固定的花销大概是300多马克。其余便是吃和穿了。吃的方面很讲究,他从来不吃剩菜,吃不完倒掉了事。收到家里的钱后,他连饭也懒得做,每天都买现成的半成品食品,放在烤箱里一烤就吃,他的一顿饭够别人吃两天。枕头边上巧克力、饼干等零食不断。据说,他常把一欧元一根的黄瓜送给邻局女孩儿抹脸美容,因为“黄瓜过夜了有点蔫儿”。这孩子浑身上下都是名牌,从来不屑于跳蚤市场上的旧货。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每个留德中学生的家长,年均花费大约10万人民币,而这些学生在一年德语学习之后,能够通过考试进入德国正式大学或者高中的,不到10%。学习一年半以后仍然不能入学,因而无法续签签证,被迫打道回国者,已经接近30%。
德国人的“抠”
德国的富有是世界公认的。但是,不少中国人到德国学习或观光之后,却得出了德国人“抠门”的印象。听听这些“抠门”的故事,也许可以悟出一点德国人致富的门路,不妨学习一二。
■“抠门”的女房东
来自广东的留学生小李给我讲了个故事。他刚到波恩时寄住在德国人家中,房东是个医生的遗孀,独自住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楼,家境殷实。一次,小李的一个同乡学成回国,由于行李超重而精简行装,临走前送给他一包杂物供他选用。其中有一套“彪马”运动衣,他穿着嫌太小,就随手塞进了院子里的垃圾桶。第二天女房东对他说:“你昨天扔的名牌运动衣丢了太可惜。我已经把它洗干净,明天包好了送到孤儿院或者慈善救援站去。以后要是丢这种东西,先跟我打个招呼好吗?”小李脸红了,内心肃然起敬。
■“抠门”的大老板
经常来德国公干的林总,也有类似的经历。
西门子公司某部门的总经理F先生很有钱,离婚以后在施泰因贝格湖边买了一个上千平米的农家院落,又置了两匹马,买了一条船,过起了近乎退隐的日子。听说林总到访,F力邀林总钓鱼。从机场接客之后,顺便先到超市买了一个黑面包和一根肉肠,嘴里念叨着“晚上吃鲜鱼”,把林总接到了他的农庄。F把林总请上小船,让他尽兴钓鱼,然后自己躺在湖边的草地上晒太阳。林总不谙钓术,3个多小时只钓上来三四条长不过一掌的小梭鱼,心里暗暗叫苦。F笑着说:“没关系,晚上喝鱼汤。”当晚,两位老总就着鱼汤啃面包,什么菜都没添,酒倒是没少喝。
德国著名的跳市大王R总裁,70年代初从巴黎把跳蚤市场引进德国,是公认的“德国跳市之王”。如今,R总裁经营的跳市已经遍布黑森州的许多乡镇,据说他每个“跳日”个人纯收入达到60000马克。林总与他相识多年,每次路过黑森州都要会会老朋友。去年5月的一天清晨,R总裁开着奔驰300豪华轿车去火车站接林总。这一天是当地废弃家具免费搜集日,马路上到处可以看见前一天晚间各家扔出来的废弃物品。在回公司的途中,R总裁一边与林总聊天,一边用余光扫视街面。突然,他一个急煞车停在一个废弃家具堆前,下车打量片刻,操起一把旧木椅就装进汽车后备厢,嘴里说:“这把椅子还能用。”
■“抠门”的政府官员
来自北大的陈主任说的几个真实故事,简直就令人难以置信了。
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的装备局局长M博士是个汉学家,兼任中德科学中心德方主任,每年有好几个月在北京工作。他的月收入达到10000欧元,合人民币将近80000元,但他在请客吃饭方面有个原则:“三块钱吃饱,五块钱吃好。”起初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还隔三差五地起哄想“宰”他一顿。有一天加班结束后,M主任为了表示谢意,果真邀请两位中方同事外出吃饭。没想到走出大门不远,他指着一个大排挡摊位说:“就请你们吃拉皮!”三碗拉皮加上一碟子凉拌豆腐丝,连啤酒都没喝一口,总共才花了不到20元钱。同事们这才明白,M主任的“三块钱吃饱,五块钱吃好”原来是真的。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想“宰”M了。
复旦大学中德学院院长H教授家住慕尼黑,陈主任曾经在几年前应邀到他家作客。为了表示好客,H院长把他请到了自家的郊外别墅,那是一座三层小楼,依山傍湖,还有好大一个花园,种了很多鲜花果蔬。中午,H院长说:“午饭我们对付着吃一点,晚上搞正餐。”于是,面包片上抹黄油、果酱,粗粗拉拉地下肚了。下午,在陈主任划船的光景,H院长亲自采买了一只大鹅,钻进了厨房。晚餐时间到了,陈主任被请到上座,拉开架式准备享用H准备的正餐。第一道菜是家产色拉,所有内容都是自己花园里种的绿色蔬菜;第二道是烤鹅配家产苹果;第三道是H夫人烤的蛋糕,上面点缀的是家产香梨。然后,没了。
美国人的“穷”
大多数中国人来美国,即使不是为了致富,也是为了学美国的致富之道的。人们常常忽视的,是如何学学美国人的“穷”。
刚来美国的中国人总会发现,美国人的手头之紧,往往超出中国人。要看花钱的作派,似乎美国人比中国人还穷不少。
■时露穷相的有钱人
我的一位美国朋友,父亲是一个顶尖名校的校长,年薪50多万美元,和其他几位挣得最多的大学校长的年薪一起写在报纸上。她姐妹二人,都是常青藤的教育,自己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夫君(一位著名物理学家之子)也开始在一所常青藤名校教书了。可是她的“穷相”,却常常令我吃惊。
有一次,我正需要一台计算机,向她咨询应该买什么样的好。她马上告诉我她丈夫正好有一台旧的想出手,只要700美元。她丈夫经常开国际会议,急需一个“笔记本”,但这台旧的不卖掉,就舍不得买新的。我觉得她是开玩笑,根本没有当真,但他们出的价格,确实便宜,况且是熟人,可靠性强,所以就把那台旧计算机买下来。后来发现,在我付钱的第二天,她丈夫就满心欢喜地把梦寐以求的笔记本买到了手。看来还真是迫不及待。
另有一次,为送我妻子去日本研修,她和她丈夫开车带我们出去吃晚饭。回来的路上,她突然问我们是否介意绕一下,去给她即将出生的孩子买几件衣服。她此时怀的是第一个孩子,什么衣服还都没有。我们当然满口答应。但令人吃惊的是,她竟开到一家旧货店,买了几件人家用剩下的婴儿衣服,路上还一个劲儿地说,小孩的衣服太贵了,实在买不起,等等。我妻子听了心里直摇头,觉得她太亏待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了,于是到日本后,赶紧买了一套上好的婴儿新装,航空寄给她。
我们的这位朋友其实不是个小气人,相反,她接人待物中规中矩,是我们在美国多年最好的朋友之一。在我们所在的耶鲁大学,像她这样节俭也不是个极端的例子。耶鲁之富,在美国是出名的,乃至能把一个学生餐厅修得像个宫殿。一位艺术史系的前辈一次对笔者开玩笑说,把耶鲁艺术画廊的名画卖几张,就够在中国建个大学了。无怪耶鲁能成为美国传统的贵族学校。最近一位社会学教授做的研究表明,虽然经过多年平民化的改革,如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等等,但富裕家庭对耶鲁这种精英学校的垄断,比布什他们上学时还要严重。不过,在耶鲁周围的街头,你还是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旧床垫已经被扔到垃圾箱那里,但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对之审视一番后,高高兴兴地抬回家去。学生买旧东西的习惯,更不用说了。
■白手起家最受尊重
在美国社会最受人尊重的、最出风头的,还是所谓白手起家的富人,即英文中的所谓self-mademan。即使是富贵家庭,也非常注意让孩子吃苦、自立。甚至有些富人会有这样的意识: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养尊处优,等于剥夺了他们成为自己这种self-mademan的机会,这对孩子不公平。因此,孩子从小为挣零花钱而打工,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年轻人哭起穷来,也从不像许多中国人那样遮掩。我那位朋友作为大学校长的女儿,生了孩子,全家靠丈夫一个助理教授的工资,挤在顶层的一居室里,过得紧紧巴巴。双方父母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每周都兴高采烈地来看自己的孙子,但看完后总是一拍屁股就走,谁也不伸手接济一把。惟一的经济支持,是她父母把自己用旧了的一辆车,以优惠的价格卖给她。我看了看那辆车,就是不优惠,满打满算也就几千块钱。大学校长还开这种破车,多少叫我有些吃惊。
但是,这一不可思议的“穷相”,正是美国精神的体现,也是美国长期繁荣的根基。美国照样有许多富贵的败家子,但主流社会的价值却是:不管你是谁,要想拿到钱,你必需证明自己的能力!美国的富家子弟时有“穷相”,但他们的富贵却能常盛不衰。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能维持富足而不流于奢靡吗
查诸历史,发达的文明总是被富裕所腐化。结果丰衣足食变成了骄奢淫逸,慷慨大方变成了挥霍无度。富贵子弟常常荡尽家产,一个个辉煌的大帝国崛起又衰落。哲学家罗素说,文明的最精彩之处出现在其将熟未熟之时,因为文明一旦成熟,就难免被自己的成熟所腐化,走上衰落之途。古代希腊、罗马都是如此。大英帝国,据说也因为其统治阶层的“绅士化”而衰败。日本的汉学大师宫崎市定,1940年曾写了一本《东洋的朴素主义精神与文明主义社会》,称中国的文明不断因“过熟”而衰败,又不断得益于“野蛮民族”的入侵、借助新鲜血液去掉烂熟的传统,找回文明的动力,进而一再复兴。这当然有为日本当年征服中国的侵略行为立言之意,但十六、十七世纪东来的欧洲传教士已经注意到,中国人沉溺于富裕的生活,无力打仗,容易征服,而日本人却是天生的战士,等等。从世界文明史的立场看,美国人富而似穷,在一个生活舒适的社会中能够保持艰苦的本色,因而使它能够保持朴素主义的文明动力。
也正是从这个立场上,笔者要给近来弥漫在中国人之间的“中国崛起论”泼一瓢冷水。笔者不否认中国近年来的巨大进步,也不否认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竞争力。但中国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国的穷: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只是美日的1/40,中国人愿意为了更小的报酬付出更大的劳动。但是,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最终无一不是富裕的社会。中国能否维持一个富足而不流于腐败奢靡的社会?
不久前的《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的一个小学生,上完厕所发现没有带卫生纸,于是掏出一张百元的人民币,堂而皇之地把屁股擦干。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你很难用这种方式进行炫耀性消费。时时不忘摆阔露富的人,真要阔起来是个什么德行,大家可想而知。
当然,这类例子非常极端,不能用来概括整个中国社会。但你问问国内一些混得好的亲友,看看他们那些上中学的孩子,哪个不是兜里装着手机,一双鞋上千块钱?美国的孩子当然不是生活得水深火热,但他们的消费,不会超过父母;想要多点零花钱,要自己打工。中国的一些孩子,买父母舍不得买的东西绝不眨眼,要父母的钱从不亏心,只知道喊“不够”。也怪不得中国有“富不过三代”的古训。中国人刚摆脱贫困就巴不得学富人的消费,但这种消费所体现的,却是地道的穷文化。
■足球中的“摆阔穷文化”
由于多年没有回去,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甚了了。不过从一些在海外也能看得见的现象,也能看到这种摆阔的“穷文化”的走向。
不久前世界杯足球赛上中国队和美国队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两国都是刚刚开始职业化的足球“发展中”国家。美国那些在国内踢球的运动员,收入大多几万美元,最高的一位不过20万,这基本上与美国一般中产阶级的收入相差无几。世界杯后,两支欧洲俱乐部访美,包括齐达内、菲戈在内的世界级球星都上场献艺。《纽约时报》及时指出,齐达内一个人的收入,基本就够给美国所有的职业足球选手开工钱了。要知道,美国的体育明星收入一直是世界之最,齐达内是世界上最贵的足球明星,但收入比起乔丹来还是差远了。但美国的足球运动员却安贫乐道。他们认为职业足球刚起步,还没开始赚钱,大家应该勤俭起家、少拿多干。甚至美国足协强制性地给运动员的最高收入封顶,谁也不能挣过27万。这种兢兢业业的精神,在世界杯上得到了报偿,美国队打入世界杯8强。
再看看中国队,水平之差令人发指,但个个几乎都是百万富翁。中国的人均收入仅是美国的1/40,中国运动员的水平又不知是人家的几分之几?但中国球员收入的绝对额,却超过了美国同行。笔者当时写了一篇《中国农民足球俱乐部》的文章,称中国队员挣得太多,已经被金钱给腐蚀,中国足球应该向农村发展,让那些吃不饱饭、愿意为很少的钱而拼命的农民踢球,给中国足坛带来点朴素主义精神,顺便也扶贫积德。不想一下子惹怒球迷,大家对笔者口诛笔伐。笔者让国内的编辑把代表性的反对意见传过来,才知道目前中国球迷醉心的是欧洲的足球贵族,对贝利那样的苦孩子成为世界最伟大球星的故事已经没有兴趣。
如今的年轻球迷,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大的独生子,从小当“小皇帝”当惯了,一张口就是这样地不知天高地厚。“小皇帝”们长大了,该主宰社会了。他们将把中国社会带到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