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遣送站位于北京市昌平七里渠，距离市区30公里。外地牌照的一辆辆卡车从门前公路上呼啸而过，拎着蓝色布袋，走到马路对面，冯彩云花了两三分钟。
“牌子不见了，门也好像矮了。”站在遣送站门前，冯彩云自言自语。收容遣送条例废止后，这里已经摘牌。
一位姓蒋的负责人接待了冯彩云，3个小时谈了4点意见：一、我用人格担保，你儿子绝对不是死在收容遣送站；二、我们也一直在找他的下落，花了很多钱，估计比你要求赔偿的还多；三、至于什么时候能找到，找到什么时候，我们也说不上；四、赔偿的问题，等进入法律程序后再说。
“4年了，还是老话。”出了“遣送站”，冯彩云奇怪地笑着。
4年前的最后一眼
徐英东突然消失是在1999年8月的最后几天。
28岁的徐英东是安徽潜山县人，1999年6月只身来到北京推销项目成果。徐在家乡一个小研究所工作。7月，徐英东打电话给母亲，说推销并不理想。电话里他的声音很沮丧。
冯彩云对儿子说，回来吧，你那么老实，干不了这一行。徐英东告诉母亲，他现在在北京一家公司暂时打工，再干一个月，等项目推广有点眉目马上回家。
徐英东是家中老小，又是独子。放下电话冯彩云并不放心，决定到北京接儿子回来。
那一天早晨6点，在北京宣武区菜市口大街，冯彩云见到了儿子。徐英东比离家时瘦了很多，看上去憔悴。冯彩云悲从中来：回家吧，那钱我们不挣了。
一顿简单的早点后，徐英东和母亲商量，先去住的地方取行李，再和一个对他不错的人打声招呼，完了就跟母亲一起回家。徐英东最后说，妈，你就在宣武门地铁口等我，我很快回来。
早晨7点，母子就此别过，冯彩云看儿子走远。至今冯彩云恍如梦中，那就是永别的最后一眼？
冯彩云坐在地铁站的马路边一动没动整整一天。儿子没有再回来。
直到今天。
千里无觅处
冯彩云去了儿子打工的地方，去了租房子的地方。能想到的地方她都去了。最初的几天里，听说哪里交通意外或郊区发现了尸体，冯彩云都要去看一眼。看到躺在那里的不是儿子，“就像捡回了一条命”。
有经验的外地人指点冯彩云，离城30多公里的昌平七里渠有个收容遣送站，北京没有“三证”的人都收在那儿。
地铁，公交车，三轮车，冯彩云辗转找到收容站时，那里已经下班。次日，冯彩云早早来了，收容遣送站的接待员说：“我们收到你要的人，会送到合肥遣送站，你回去等吧。”
之后的十几天，每天早晨4点，68岁的冯彩云从北京南城的菜市口坐3个小时的车到昌平七里渠。两个馒头一碗水是她一天的食物。得到的回答就是一句话：回去等。
毫无线索的冯彩云开始求助当地人。她花了180块钱租了一天在收容站附近拉活的出租车，恳求司机：师傅，求你把收容的人可能去的所有地方都拉我走一趟。
冯彩云找到了“筛沙子”的地方。她没有办法靠近，周围有警察。“我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看每一个干活的人，看姿势有没有像我儿子的。”她说。
偶然，休息的时候，冯彩云有机会能走近一些人，在有限的距离里迅速递上一声：“同志！同志！你知道徐英东吗？”有时候，问得太急，一些干活的人连问题都听不清楚，紧张而满脸狐疑地望着她。
十几趟无功而返，冯彩云安慰自己，儿子或许真的回去了。临近国庆，冯彩云匆匆回到安徽。合肥遣送站的回答是：没有接到过这个人。
冯彩云再度返京。收容站的接待员仍旧答复：“你回去等，只要人送到安徽，会通知你们。”
收容站承认：有这个人
2000年元旦，冯彩云和老伴徐里三第三次进京。
“你们北方的雪下起来好大。”－－那个月两位老人常常冒着风雪来往昌平。
一次，一位曹姓女接待员突然告诉冯彩云：“我们通过电脑查到了，徐英东，现年28岁。9月9日，由丰台派出所送来，编号1572。9月13日，乘63次火车送安徽宿县遣送站。－－去那里找吧。”
曹接待员随手在一张纸上写下两行字：
9月9日，丰台收，1572。
9月13日，遣宿县，63次。
冯彩云和老伴当天立即离京返家。宿县遣送站的回答让他们惊诧不已：我们已经把材料查尽了，根本就没有叫徐英东的人被送来。
或许被送到了附近的遣送站？从宿县出发，冯彩云到安徽蚌埠、池州、安庆、合肥，江苏徐州等几个遣送站挨个查找。几乎走遍安徽，两个月查询的结果均是：查无此人。
2000年1月末，冯彩云和徐里三第四次进京。北京市公安局收容站的一位科长接待了他们。他说：你们写个寻人启事的东西，留一张徐英东的照片，我们给你查。
那一年农历腊月二十九，冯彩云特意到了收容站，“说不定那天会放他们回家过年。”收容站外站满了人，有两三百，都是来接人的。冯彩云问别人，说交了钱就能领人，一般的规矩是两三千。“真羡慕他们，我想交都不知道交给谁。那时候就想，什么时候里面的工作人员能通知我交钱啊。”冯彩云说。
冯彩云和老伴在返乡的火车里度过了那一年的年三十。
2000年2月3日，冯彩云在北京的远亲到收容站询问情况后，打长途告诉冯彩云：徐英东还在遣送站！快来领人！
但领人需要条件：需要徐英东户口所在地安徽省青阳县公安局局长挂电话到遣送站，再由青阳县公安局来人将其领回。如果青阳县公安局不能来人，也可让青阳公安局局长电话联系，由家长带青阳县公安局的证明来领人。
办妥一切证明材料，2000年2月24日，冯彩云和大女儿徐梅生第五次进京。这次进京是冯彩云心情最好的一次。
终于在一个上午又遇到了那位科长。情况却突然急转直下，那位科长并没有收下他们的证明材料，“我们遣送站的材料太多，电脑又坏了，人在不在，我得查。什么时候查到，什么时候通知你。”
冯彩云当时就哭了。4年后，冯彩云回忆，“满以为那一次是可以带英东走的。我的心好像从高高的地方突然掉了下来，死了。”
2000年5月，冯彩云只身第六次进京。老伴徐里三思子心切，忧愤中生了一恶疾，手术后已不能再远行。
再一次见到那位科长时，冯彩云跪下了。科长说：起来，起来，你给我时间，我给你查。
2000年8月，冯彩云第七次进京。常年的奔波，家中不多的积蓄已经耗尽，身体眼看着越来越瘦。看东西突然就模糊了，眼前总像是有雾罩着。
从1999年9月至2001年9月，冯彩云30余次进京找儿子。冯彩云说，直到找到2001年9月，她心里隐约着感觉到的－－直骂自己不要去想的念头慢慢浮了上来：儿子死了。
母亲无起诉资格
2001年5月，公安部举报中心告诉冯彩云，已经和收容站协调好了。收容站让冯彩云在昌平边上的小法院象征性地起诉一下，收容站愿意多赔点钱。
冯彩云拒绝了：我想知道儿子是生是死，死了，是怎么死的；活着，他傻了、疯了、残了，我也要。这样不明不白给我钱算什么，我是在卖儿子吗？！
2001年9月，冯彩云向公安部提出行政复议，请求确认北京市公安局收容遣送站行为违法；责令收容站放还徐英东；赔偿因收容造成的一切损失。
2001年12月20日公安部的复议决定书让冯彩云第一次知道了事情的部分真相：经审查，1999年9月9日，徐英东在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地区因“无有效合法证件，无固定职业及住所”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审查，并于当日移送北京市公安局收容遣送站待遣。9月13日，收容遣送站在准备遣送徐英东时发现其下落不明。
如果公安部所查属实，至少说明，此前收容遣送站所说“已经遣送至安徽”就是谎言。
复议明确认定：北京市公安局收容遣送站“因管理上的原因，致使其下落不明，对此负有责任”。
收容遣送站辩称，徐英东是采用非正常方式擅自离所。但遣送站却拿不出相关证据证明。
公安部要求北京市公安局继续查找徐英东的下落。但并没有规定查找时限。冯彩云不解：一个月也是找，十年也是找。
在依然杳无音信的情况下，冯彩云于2002年1月提起行政诉讼。
2002年9月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据行政复议法第10条，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2款，以“没有证据证明徐英东死亡或已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情况下，对该局行为不服有权申请行政复议并进而提起行政诉讼的应为徐英东本人”为由，裁定“冯彩云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驳回起诉”。
这意味着，只有徐英东本人才有资格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起诉。除非徐英东死亡，冯彩云才可以作为亲属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但现在又没有证据证明徐英东已经死亡。所以，作为亲属冯彩云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接到裁决，冯彩云质问：你让我怎么证明我儿子死了？我天天找，天天找，不也是在找这些证据吗？！
证明死亡的另一条路是到法院宣告死亡。按照法律规定，宣告死亡必须是公民下落不明满4年后（意外事故为2年）才能向法院申请，法院受理后，经过1年的公告期，方可宣告公民死亡。
也就是说，自公民下落不明之日起，其亲属打官司需要等待5年。
2002年11月，冯彩云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的上诉被驳回。
72岁的冯彩云，等到明年9月才能起诉。“我能活到那一天吗？我的身体可能熬不过明年了，这个只有我自己知道。73岁是个劫啊。”冯彩云淡淡地说。
关于儿子的断想
冯彩云在4年里的后两年渐渐平静下来。她开始看电视。两年前是不敢看的，电视里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会让她“心发紧”。
也坐得住了。两年前，她一刻都停不下来，觉得如果时间不是用在找儿子身上那就是浪费。在医院治疗眼睛的时候，她随时都想粗暴地打断医生，起身离开。
她到处拜佛，四处求签。问题只有一个：“菩萨菩萨告诉我，我儿子活着还是死了？”她说自己求的签有5本书那么厚，“有个人说，我儿子还活着，他在世间云游。我刚听到很高兴，后来知道他在骗我，云游的都是灵魂，是吧？”
有一次，冯彩云看到儿子穿着白色的衣服和五六个人坐在一条长椅上抽烟。儿子以前是不抽烟的。冯彩云笑着责怪：几年没见，你学会抽烟了。儿子把烟弹了出去，伸出手顽皮地摸妈妈的脸。冯彩云最终没有感觉到儿子的手。这个梦至今让冯彩云牵挂，“我后来想，他们几个全穿着一样的衣服，一定和他一样都是冤死的。”
“说也奇怪，这一年再也没有梦到他。自从公安部让公安局开始找了之后，就不做他的梦了。”
冯彩云常常说到死，那种最壮烈的死，和那些伤害自己儿子的人同归于尽。她又说，死了，连梦都没有了，再到哪里见儿子呢？
在北京宣武门地铁站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冯彩云住在每天20块钱的一个小旅店里。那个阴暗的小屋子里，她仅仅是有张床。而宣武门是当年她和儿子分开的地方。
（本文部分参考了检察日报社记者刘文晖的相关报道，谨致谢意）（南方周末驻京记者赵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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