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人祸方面大致也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狂风暴雨”式的，如战争、海盗、车祸、报复、暗杀、侵吞、恐怖活动等等；另一类则是“和风细雨”式的，如性病、诬告、诽谤、阶级斗争、清除异己、红头文件、政治谎言、极端民族主义等等。这其中，政治谎言的危害远远大于其它类型的人祸。
疾病可以控制、预防和治愈；诬告、诽谤等可以通过调解、诉讼或其它方式得到合理的解决；阶级斗争是阶段性的；红头文件也只是一种形式；甚至极端民族主义都可以通过外交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军事上的手段进行缓解、遏制、化解──只有政治谎言这个祸端，为害一方，横行一时，风行各朝各代，长期行之有效。从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英雄》所弘扬的暴君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谎言，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学至上主义，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到宋代名将岳飞的“莫须有”之罪，到明朝末期的宦官当政，到清朝“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文字狱”，到民国袁世凯70余天“皇帝梦”，到蒋家王朝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到“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再到“清污”运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三讲”运动、“三个代表”运动，及至几个月前，为了最高权力分配的政治需要，瞒报、谎报“非典型肺炎”疫情，从而造成疫情蔓延、大面积失控和举国恐慌的混乱局面，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陈四益先生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人类面对艾滋病》中谈到娼妓和性病问题时说，规章上娼妓存在的非法和现实中非法存在的娼妓，使娼妓成为眼里有、口里无的人群。尽管嫖娼者随处可以找到满足需求的猎物，某些为官者却羞于承认即有的现实。娼妓带来的社会弊端之一，是性病的扩散。而羞羞答答的态度，使性病不能受到有效的监控。因为是公开见报发表的文章，陈先生在这里十分幽默地使用了“羞羞答答”这个字眼，已经是够客气、够温和的了，给当局留了一个很大的面子。事实上，羞羞答答还只是一个较能为人所接受的态度，毕竟还有“羞”可言，而那个压制舆论、瞒报、谎报“非典”疫情的广东党国要人张德江和前卫生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文康的丑恶表演则无耻到了极点，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最具讽刺意义的是，“三讲”最出风头的，讲“三个代表”最起劲的，也恰恰是这伙人！
“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大规模发生，给伟光正上了一堂极为生动的“党课”，那就是说谎的嘴巴，早晚是要挨巴掌的；也给那些对中共一党独大盲目热爱、心存幻想的爱党人士上了一堂生动的古代汉语课，让他们真切地体会什么是“掩耳盗铃”，什么是“自相矛盾”，什么是“聒不知耻”，什么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同时，通过“非典型肺炎”疫情在2003年春天的发生，中国其实走在两种可能的历史选择之间：要嘛继续瞒报、谎报下去，欺骗国人、欺骗世界，走强硬路线，死不悔改，“打死也不说”、“怕死不当共产党”，结果也许会出现几个金正日、萨达姆那样的被极端民族主义所狂热祟拜的铁腕政治狂人（相信一些学者如何新、旷新年、韩德强之流会写下大量的赞颂的文章）；另一条就如现在正在发生的这样，在世界舆论强大的压力下乖乖承认错误，被迫面对现实，做极其诚恳的“政治秀”（当然也正如其一贯所用的伎俩，又开始大肆吹虚自己如何“伟光正”、“三个代表”如何英明等）。
短短几个月间，中国的历史“忽悠”地在两种可能发展的轨道面前做出了艰难的选择。尽管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但毕竟还是付出巨大的生命的代价，并且还每天有人在医院陆续死去。我们在庆幸自己没有被“非典”夺去生命之时，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政治谎言的威胁照样存在，下次的天灾人祸不知何时会突然发生。政治谎言所造成的灾难随时都有可能夺去我们的生命，只不过它会不停地变幻招数，令人眼花缭乱，它的谎言会更加美丽、动听，会更加荒唐、幼
稚和可笑。也许将来还会产生一个有意义的词语：“非典型谎”。
（2003.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