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商教授的观点。在此前的几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我已经说到类似的观点。只是，我没有直呼江泽民的大名。我注意到有几个学者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例如吴国光就指出共产党能做的改革已经终结；何清涟女士几年前也指出：单纯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尽头；等等。
为什么说中国和平转型的时机已经被中共耗尽了呢？
极权国家和平转向民主国家的根本条件有两条：一是社会基本矛盾没有达到不可和解的程度；二是追求民主的民间力量能够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主张，而权力集团拥有控制社会出现大动乱的能力。从民主墙到1989年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间进步力量，已经形成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新传统，即使已经吃尽苦头、受尽冤屈的人们，也还是由这一传统主导的。1989年之后，民间进步力量仍然为了这一传统在受苦受难。即使丁子霖夫妇和张先玲等“6．4”遇难者家属为主体的“天安门母亲运动”，也都是一直要求官方立案调查、依法审判罪犯和对遇难者实行人道补偿。遗憾的是，共产党不喜欢和平、理性，而是自恃暴力资源在手，根本没有起码的悲悯人性、根本不理睬民间的呼声，依然对对民间道义力量采取肆无忌惮的打压政策。
应当说，直到现在，共产党依然拥有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能力。尤其是1998年朱镕基接任总理，他的人格魅力使得普通老百姓都重新产生了一点希望，甚至对新一届政府有了一点模模糊糊的亲和感。这真是进行政治改革的大好时机。但是，不久，人们便失望了。
于是，中国进入多难时期了！普通民众的日子将越来越难过，腐败将越来越泛滥，中国社会的基本品质将越来越恶劣，共产党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将越来越尖锐、紧张。其实，很多工人、农民也都有我这样的估计，用不着那些真真假假的国情专家去做什么研究报告，只要走到任何一个社会角落，都能强烈感受到的。几年过去，农民生活的每况愈下不说了，城市贫困群体日益扩大，随着要钱不要脸的高校招生大跃进和高校中上层权力主导的工资悬殊化（大学校长不管能力如何年薪多超过了总理），可以说，90年中期教师因经济改善所出现的政治冷漠已经出现扭转，而大学生也因为大面积就业危机，越来越多地开始思考自由与就业的多维关联。一句话，共产党越来越失去基本民心了！
现在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在原来极左时代的群众路线被抛弃之后，既然民主被顽固拒绝了，共产党就明确将统治基础放在了官僚集团、军队与专政工具、以及为富不仁的富人阶级上面了。为什么大到基本国策的落实，小到单位、社区常见之弊端的革除，都不能找到有效办法呢？就是因为共产党的政权品质已经严重“极右”，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宣传上的极左政治遗产，从实质上讲不是在帮助巩固共产党政权，而是在更加削弱它的群众基础。因为，人们已经连揭露政治宣传纯属谎言的兴趣都没有了，这难道不是厌恶到极点的表现吗？
包括商教授在内的很多论者，都在使用同一个比喻：人们越来越有了铤而走险的冲动──“中国坐在了随时会爆发的火山口上！”
是的，既然江泽民作了13年的“第三代核心”，总结政治改革的时机被耗尽的责任，当然首先在他！商教授对记者说：“江泽民深度保守，把稳定看得高于一切。”江泽民必须对政治改革机遇的最后错失
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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