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先生出狱之后,亦曾亲自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此后不久,由于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刊物上肆意造谣,硬把独秀先生这个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并积极主张抗日、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诬为“日特汉奸”,使广大有正义感的人们十分费解和不满。康生的文章更成为众矢之的。
独秀先生在恼怒之下,在1938年3月17日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一开头叙述了他出狱初期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触,以及“还有希望我回党之意”,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
在独秀先生发表公开信之后,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都参加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周恩来同志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尤其几次托人去看望独秀先生,并嘱托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
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老人,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汉慰问陈独秀,才使这场风波较快地平息了下来。
就这样,独秀先生与党的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地破裂了。
王明垮台以后,周恩来同志曾多次托人请陈独秀先生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的意思是把他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面胡闹,因为他毕竟担任过中共中央的六届总书记。但是,都被他拒绝了。他对劝他赴延安的好友朱蕴山说:中共中央里没有我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1939年,叛徒张国焘曾向蒋介石提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来对付共产党在抗日宣传上的影响。于是,蒋介石便派胡宗南、戴笠带上礼物到江津白沙镇,微服私访陈独秀。他们还特意带去了1938年3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认为这是提供陈大骂中共的最好材料。但独秀先生对胡、戴这两位不速之客,是有警惕的。他听了胡、戴的话,看透了他们来意,虽然他对共产党有一肚子怨气,但他坚守在国共之间“中立”的立场,决不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自然,在这种场合,他也必须说些应酬话,但更重要的是,他仍坚持自己独特的见解。事后,戴笠将陈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在蒋介石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当然不足为怪。但从蒋派胡、戴访陈的目的而论,陈无疑在这场斗争中巧妙地取得了胜利。因为不仅陈要他们把晤谈情况“切勿见之报刊”,而且从陈的谈话中,他们的确捞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也表明,独秀先生基本上听取了周恩来同志要他不要扩大事态的关照。
(据9月10、12日《天津老年时报》夏明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