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的支持者们，为了维护进化论这片“圣地”的权威，一方面用知识过滤的方法，排斥各种另类证据，不给这类证据面世的机会，另一方面，运用他们在社会上形成的强大势利，排挤、迫害另类证据的发现者，下面的实例即是这类做法的典型例证。
1.对李的学术迫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加拿大国家博物馆的李（Thomas E. Lee），在位于休伦湖（Huron）北部，Manitoulin 岛Sheguiandah地区的冰河时代沉积物中，发现了先进的石器。韦恩（Wayne）大学的地质学家John Sanford认为：Sheguiandah地区发现的工具中，最古老的至少有6.5万年的历史，甚至很可能有12.5万年了。但是，对那些坚持传统的北美史前史的人来说，这样的年代是不可接受的。
随后，“这个遗址的发现者李被扫地出门，（离开了他现在？的国家公职，）之后长期找不到工作。他的出版物被禁止，所有的证据被几个著名作家随意乱用……成吨的史前器物被扔进了加拿大国家博物馆的储物间。国家博物馆馆长，因为拒绝解雇发现者李而受到株连，也被开除了，从此背井离乡。官方权威们还试图压制其它六个未及掩盖的Sheguiandah样品，并把发现地点（Sheguiandah地区）开放为旅游区……同时，这一地区甚至对外宣称：这里的名流对此事一无所知，而且重写了所有涉及此事的书。对他们来讲，这件事不得不被封杀，而且，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2．麦克恩蒂坚持事实的遭遇
李的遭遇并非孤立事件。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在墨西哥的霍亚勒克（Hueyatlaco）地区发现了先进的石器。地质学家麦克恩蒂（Virginia Steen-McIntyre）和美国地质勘查队的其他成员，发现了一个据有25万年历史的地层，其中含有许多石器。这一发现不仅是对新大陆人类学传统观点的挑战，而且也大大危及了整个人类起源的标准画面。因为，一般观点都认为，能够制造这样工具的人类，直到大约10万年前才在非洲出现。 当麦克恩蒂想发表她在霍亚勒克的研究结果时，遇到了困难。她写信给Quaternary Research的副主编Estella Leopold：“我很清楚，霍亚勒克事件只是一部分，问题其实要大的多。它涉及到一种做法，通过压制那些“无法解释的”、危及主流思维模式的证据来操纵科学思想。霍亚勒克事件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不是人类学家，我根本不会意识到1973年我们的数据被拒绝的全部含义，而且，我也不会认识到进化论对人类思想的渗透是如此深刻。我们在霍亚勒克的研究成果被大多数考古学家所拒绝，是因为它与时下的观点相背离。”
后来，麦克恩蒂在自己的领域一直无法找到工作，只好去种花了。 也许，著名评论家Holmes对惠特尼教授1880年的‘加州发现’的一番评述，能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学术压制的原因。
188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地质学家惠特尼（J. D. Whitney）发表了一份长长的报告，描绘了在加州金矿中发现的工具。这些工具包括数个矛头、石钵和石杵，是在矿井下很深的、厚厚的、未被触及的火山岩下面发现的。地质学家确认这些岩层是在距今900万年－5500万年之间形成的。史密森学会的Holmes，是19世纪评论‘加州发现’的最为著名的评论家之一，他写道：“也许，如果惠特尼教授能象今天的人一样完全了解人类进化历史的话，他可能会犹豫是否公布他的结论（这一结论表明在远古时代的北美洲就已经有人类存在了）,尽管他面对的发现是如此的辉煌。”换言之，如果发现的事实不符合当今普遍认同的观点，既使它们再令人激动，也必须丢弃。
五、不当选用的科学方法
进化论的科学性，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证实，这样才有说服力。但是，由于进化论的支持者们急于证实自己的理论，在使用科学方法时，只求结果符合预期设想，而往往忽略了这些科学方法使用时的界定范围，这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更有甚者，为了达到目的，有意选用能推出预想结果的方法，这种做法就更不科学了。
1、用C14进行断代
19世纪80年代，在意大利的Castenedolo，地质学家G. Ragazzoni在三、四百万年前的上新世岩层中发现了几个现代人的骨化石。对此，评论家们典型的论调就是：这些骨头一定是现代人出丧时埋在了上新世的岩层带。Ragazzoni也曾特别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因此，他仔细检查了这些层层叠在一起的地层。他发现，这些层之间层次分明，未被动过，也丝毫没有埋葬的迹象。
现代科学家们使用放射性元素及化学方法，对Castenedolo骨骼以及其它年代异常的骨骼进行断代实验，结果给它们都安上了一个近期的年龄。但是，这些实验是不可靠的。对于已在博物馆里摆放了多年的骨骼，如Castenedolo骨骼，C14实验的测定结果尤其不可靠。因为在博物馆里，骨骼暴露在空气污染物中，往往会造成C14实验的骨骼鉴定结果异常年轻。所以，鉴定时首先需要用严格的纯化技术除去这些污染。而1969年，科学家在给Castenedolo骨骼进行C14鉴定时，并没有使用这种技术，最终的鉴定结论是：年龄不超过一千年。
尽管对Castenedolo 骨骼的C14断代结果是令人怀疑的，它仍然被当作了相关的证据。实际上，在这个例子中，地层学证据显然更具决断权，但是，地质学家Ragazzoni的原始地层观察报告并未被提及。
在理论界，反对上新世存在人类的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884年，在谈到Castenedolo发现和其他类似古代遗物时，意大利科学家G. Sergi写道：“由于某种专制的科学偏见，不管你称之为什么，每一个有关人类在上新世存在的发现都无法获得认同。”
2、钾－氩法断代
让我们再看看由G. H. R. von Koenigswald和其他研究者写的有关发现爪哇直立人的情况。几乎所有的爪哇直立人都是在表层发现的，人们不知道它们的真实年龄。然而，科学家们采用钾－氩方法，认为它们属于更新世的中期或早期。这种钾－氩方法通常被用于测定火山岩的年龄，而不是用来测定骨骼年龄。由于爪哇直立人的化石是在表层获得的，并不是在火山岩层的下面，所以，用这种方法来推断爪哇人化石的年龄是不合适的。
3、主观的形态学方法：根据拟定的进化顺序来确定年代
在中国，除了著名的北京人以外，还发现了许多类人类。据中国的研究者说，这其中包括更新纪灵长动物、不同阶段的直立人、类尼安德特人、早期现代人以及具有现代解剖结构的智人。我们注意到：为了确定这些类人类遗迹的年代，科学家们习惯性的使用了形态学方法（所谓形态学是生物学一个分支，以有机体的形式和结构为研究对象，而不考虑其功能）。 举例说明一下：在中国南方的Tongzi，现代人的化石是和哺乳类动物化石同时被发现的。这些动物群暗示着一个中上期更新世的脉络，但是考古学证据显示，这些现代人化石属于早更新世。这时，研究者就运用形态学的逻辑，确定这些人类化石属于早更新世。但是，实际上中期更新世的结论更为合适。因为，对Tongzi动物群遗址的检查显示：那些哺乳动物是在更新世中期结束时灭绝的。
这种用形态学确定年代的方法，实质上打乱了类人类的化石记录。实际上，科学家们是在根据一个有利的进化体系来安排类人类的化石记录的，尽管附加的动物群化石证据无法体现这种安排。仔细看看中国类人类真实的年代排列，就会发现，各个时期的直立人以及各种早期现代人（包括类尼安德特人）是和具有现代解剖结构的人实际上是共存于中期更新世的，也就是周口店直立人活动的时期。
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形态学方法在这里的运用是不合适的，实际上体现出很强的主观倾向。 4.建立在错误统计结果上的结论
1983年，吴汝康和林圣龙（音译）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在直立人占据周口店山洞的23万年中，其大脑尺寸在逐步的随着演化而增长。但实际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头盖骨测量的错误的统计结果上的。（《考古学禁区》一书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5.蛮横的巴尼斯理论
20世纪早期，英国皇家人类学院院士、（兼）东英格兰史前学会主席莫尔（J. Reid Moir），在英格兰红峭壁地带，发现了一些原石器以及更先进的石器，这些工具已有200万年－250万年的历史了。一还有部分莫尔工具是在红峭壁下面的砂砾层中发现的，这些工具的年龄在250万年－5500万年之间。1923年，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去了英格兰，对莫尔的主要发现进行了调查，随后宣布这些发现是真实可信的。
但是，1939年，巴尼斯（A. S. Barnes）发表了一份有影响的报告，他提出了一种分析原石器的方法：通过观察刃片的角度，来辨别这些原石器是人造的，还是自然力量造就的。用这一方法，他把自己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原石器（包括莫尔的）都归为自然力量的产物。从那时起，科学家们就开始运用巴尼斯的理论，来否定其它一些关于人造石制工具的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从非洲发现的石器，如那些从Olduvai大峡谷较低层发现的石器，看上去与那些被抛弃的欧洲原石器一样，却得到了科学界普遍的接受。这大概是因为这些发现符合、甚至有力的支持了传统的关于人类进化的时空模式。
近年来，巴尼斯的理论及其蛮横的应用遭到许多石制工具权威的质疑，如George F.Carter, Leland W. Patterson以及A. L. Bryan等。的确，一个相当主观的方法被当作科学方法来否定另类证据，恐怕有病急乱投医之嫌。
进化论的“科学性”到此已经一览无余了，我们看到他的许多卫士们，为求证据，几乎不择手段。实际上，进化论的许多证据就是在这种“科学精神”下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