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是“内外有别”的，对外讲官话，讲党八股，讲假话。凡是缺点、错误、问题、矛盾，只能在内部讲，不能让老百姓知道，这是中共一贯原则。人们都说“胡温新政”，但在“内外有别”上，还没有看到“新政”。三中全会依然如此。
三中全会发给与会者每人五份学习文件，这五份文件已列为中央文件，随三中全会会议文件发至省部军一级党委，供学习之用：（一）胡锦涛《国家的危机在党内》的讲话；（二）胡锦涛《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三）温家宝《开创全局协调、发展的新时期》的讲话；（四）曾庆红《切实加强整顿地方、基层、农村党组织建设》的讲话；（五）吴官正《旗帜鲜明、加大力度，打击党政部门、金融经济领域的腐败体系》的讲话。
这五份文件都涉及当前党内和社会上的矛盾与问题，而以胡锦涛的讲话表达的最为集中。
胡锦涛的《国家危机在党内》，是九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胡指出：总结国际和我国的历史，国家危机总是产生在内部。今天，共产党在台上执政。如果说，某天国家发生政局危机，危机导火线就在党内。当前社会上最尖锐的矛盾、危机，责任在党内，最易爆发危机在党内，最大的问题、危机，也在党内。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勇于承认严峻事实，不承认危机的态度，是反唯物主义的，不是对人民负责，不是执政党所当为。
胡锦涛把当前危机归纳为六个方面，而且把共产党干部的信念危机，列为最致命的危机。他说：一个执政党、党的干部，如果理想都破灭了，这个党就丧失了生命力，就失去了人民力量的基础，势必走向灭亡。
胡还列举了其他五个方面的危机，分别是：（一）党政部门和干部腐败、特权、滥权，使党和政府丧失了人民的支持，产生管治危机；（二）党的干部脱离人民，欺压人民，激化社会矛盾，人民起来反抗，产生社会危机，（三）贫富两极分化扩大，社会各阶层矛盾升级，带来政局危机；（四）金融市场混乱而使不良资产和坏账积压，会因其他因素引发全局性金融危机（朱熔基、温家宝等多次警告：因为社会、政局或外部的突发因素，而引发货币挤提、股市崩溃，可能是最易爆发的危机），（五）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特别是三亿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抗争活动高涨带来的政局危机一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披露：八亿农民在名义上是解放了，事实上五十多年来，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仍处于最下层，部分农村已具备组织抗争的基础）。
另外，温家宝的讲话批评了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据温家宝披露：地方主义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六千亿元以上，相当于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五以上。另据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份报告指称：地方主义和体制弊病，使国民经济损失高达一万五千亿元以上。
三中全会上揭出的问题和矛盾，会议文件所发出的多种警号，其实都是早就存在，并且在中共内部已经多次提出了。十五届中央的尉健行、朱熔基、李瑞环，在各种场合不知大声疾呼过多少次，连江泽民也毫不讳言党的危机，可以说是“年年讲，月月讲”，只差“天天讲”了。但是光讲有什么用呢？
也不能说他们光动嘴，他们确实也动手。但只是扬汤止沸，而不去釜底抽薪，又怎能济事？他们都不是笨蛋，心里非常清楚，这是制度问题，不是个人作风或品质问题，不从政治制度上改革，纯粹是“瞎子点灯白费腊”。他们甚至也公然说出这一点：是制度造成的。但是从来没有谁把政治改革提到中央议程上。为什么？改了政治制度，就要失去对权力的垄断，这是整个统治集团生人叩攸关的大问题，所以最大限度也就是说说而已。而且还只能关起门来在内部说，生怕老百姓听见。
光在内部说说，无非是劝告“同志们”小心点，别太过份了。这样才能永保太平，不致失去政权。
也正是这样因循拖延，当断不断，致使问题越积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程度了。然而就是到了这个地步上，三中全会公报对这些问题和矛盾还是只字不提，只在内部给自己人敲敲警钟，而对人民群众继续隐瞒，这算什么“新政”？
(载自争鸣十一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