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一群华夏南方古国的后裔，他们是有热血、有信仰，有特质的忧国忧民的青年群体；从历代流放、充军的蛮荒之地－－贵州，撞进了令人胆寒的数代中国封建王朝发号施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城，以象征主义的认知方式和创作方法，以及它的叛逆精神，特别是现代意识流派的并带有浓烈的朦胧味的诗歌，用 “启蒙”为题，向愚昧无知的现代迷信，向不可一世及无可动摇的现代君主，向反民主社会的独裁者，投出了一枚震憾人心的民主标枪。
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二周年的前夜，那确是一段不可忘怀和极不平凡的岁月……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用枪杆子夺取了政权，人们本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就走向了民主社会的自由王国。可是，枪杆子是共产党紧握着的，本应是人民的权力又变成了共产党的政权。一曲“东方红”，奠定了“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乐曲，便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属于共产党执政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民主及民主政治等名词从此就失去了踪影！几十年前被“三民主义”推翻的清王朝，曾顶礼膜拜的封建呼号：“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等等，又重新响彻大江南北。那个“四个伟大”的圣人是人民“大救星”的神圣光环从此笼罩着中华大地? ?
纵观历史，大凡是美化封建帝王及其政治领袖们时皆离不开吹鼓手们策划的造神运动。一般来说，大多数吹鼓手皆成为封建帝王的崇拜者，他们心怀鬼胎，抱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目的，因此，偶像的崇拜便成为当时的一种时髦，而最终必然成其为造神运动的原动力。
毛泽东－－这个不可一世的独裁魔王。是他成其为打倒皇帝当皇帝的又一位得胜者；是他故意曲解那个犹太人一八四八年为共产党人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精髓，蒙敞和愚弄一大批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人们，并用其思想及理论煽动和策划了一系列的恐怖暴力事件；是他把马克思的理论拿来为自己的理想服务，并严重地违背了共产主义理论始祖的初衷，在未来的民主社会史学家笔下，将记录他杀人如麻及他自己写下的万臭无香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绝对领袖执政的二十几年中，经历了“三反”、“五反”、“肃反”、“反右”、“三面红旗”、“四清”、“文革”等等“错误和失误” 后，毛泽东死了，这革命了一生的革命家安然地躺在历次革命运动产生的层层白骨之上，神光继续普照人间。其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绝对领导下，没有民主！才产生了种种的“错误和失误”。就因为中共党内没有民主政治生活，才出现“林彪事件”及“四人帮”之流。中共党内都没有民主，可想生活在共产党执政下的广大国民就更没有民主可言。
毛泽东死了，毛泽东的亲信“四人帮”也垮了。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共产党人在盲然，全中国人民也在为自身的利益忧虑、深思。
“毛泽东必须三七开！”
“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
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两幅大标语，如同长期沉闷的中国上空，突发一声天迸地裂的惊雷，全世界都为之震惊！
《启蒙社》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式向全世界宣告成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执政的今天，第一个完全出自于民众自发、自愿的社会团体公开地诞生了。它是共和国自四九年成立后破天荒的第一次大事件。《启蒙社》的出现，不但受到全世界各国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更重要的是引发了中国各界人士延续爆炸式的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长期以领袖为核心的一统天下格局，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挑战和冲击！
中华大地顿时出现一缕难得的民主之光，国民欢声雀跃，而中共独裁政权却战战兢兢。
回顾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可追溯到孙中山先生与“兴中会”的创立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其间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成立了“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力求为民族，民主、民生而自治的民国临时政府。在孙中山先生的组织下，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的精髓是“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国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并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虽然孙中山执任临时大总统的时间极短，但他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上，书写了最为辉煌的一笔。孙中山不愧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先驱，先生一身奉行以国民利益为先的崇高品德，更应为中国致力于民主政治事业人士们的行为楷模。
由于中国深受几千年封建独裁的传统影响和束缚，民主政治在中国建立总是困难与灾难同行。知道民主的人多，深刻理解民主意义的人少；悉心利用民主的人多，衷心致力于民主制度建立的人少。以致“帝制”、“复辟”、“割据”、蒋介石、毛泽东等都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轮番作出种种丑恶的表演。
一九七八年，对每一个中国公民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国家的独裁者毛泽东已死两年，但他独裁统治的精神影响，又在新一任领导华国锋为首的集团重获体现。仍就是精神偶像神圣不可侵犯，不管这偶像的独裁已给中国带来了多么恶劣的民族灾难！
“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是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还是毛泽东……”这些被共产党集团自己冠予的最神圣光环，共产党人又怎样去解读？这尊已死的神圣偶像还将把中国引向何处？
中共党内的决策人物们，经过若干次的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一条羞答答的废黜偶像及神权的理由，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究其出台的深层背景，实际又是一次共产党内的残酷的权力斗争。
两条铁轨上的结社提议，石破天惊，猛然间揭开了中国现代民主政治沉重的一页。
中国《启蒙社》，是由一群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年青人组成。他们睁开眼睛就看见五星红旗，会讲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他们伴随着共和国的苦难，并不幸福地成长生活，同广大的中国人民一样，也是一群共和国中的受害者，唯有不同的是他们多了一点大无畏的精神。“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他们向专制独裁提出了公开的挑战。究其深层的意义可以得知：世界是多元的，中国政治也应是多元的。《启蒙社》从极普通公民的角度，也严肃地提出了权力归属问题。这无疑是在偶像的头上撒了一泡又腥又臭的尿！就因为这泡尿，偶像神圣的光环暗淡了。从此，中华大地上民主精神风起云涌，仅中国贵阳就出现了《柴草》、《百花》、《中国青年》、《浪花》、《呐喊》、《蒙童》、《使命》、《解冻》、《觉醒》等若干个自发的民间社团。
一时间，反对偶像成了全国各阶层的共同呼声。这不期与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产生了共鸣，导致不久后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的经济议题全面转向，而最终变成邓小平主导的所谓“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
华国锋集团易位了。
中国当时自发的民主运动虽被利用，但也显示出了她巨大的威力，以及十多年后在全国范围的组党运动，贵州也走在时代的前列，这就显示了多元政治的强大生命力。
《启蒙社》的成立，是一个十分值得纪念的特大事件。
《启蒙社》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如：为无辜者伸冤；为反革命平反；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制；生命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这些民主社会必须具备的基本要求，被重新公开地推到中国政治桌面上。
《启蒙社》是中国民主政治断层的延续，她打破了一党专制的愚民政治，展露出中国现代文明社会的曙光！
不难想象，在长期思想禁锢的高压下，要冲破思想的束缚，须要多大的牺牲，须要多大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启蒙社》终于应时代的需要站出来了，应历史的需要而豁出去了！
《启蒙社》的出现，让独裁统治集团感到惊恐和头痛！要么，真正实行民主；要么，继续专制独裁，像毛泽东当年一样，撕掉民主的外衣，打一场围剿民主的“人民战争”。但邓氏集团又刚借助于民主的力量解决了华国锋集团。是宽还是收？是战还是和？逼得邓氏只有“摸起石头过河”。
中国的民众都同时睁大着眼睛，国民的权力将怎样定位？国民该不该有自己的权利？在独裁统治的长期压抑下，《启蒙社》用实践检验《宪法》上的民主，充实《宪法》上的精神实质，这是多么伟大的历史性壮举！
邓小平的复出，策略性地回避了极其尖锐的政治现实。在胡耀邦的倡导下，平反了毛泽东及其党羽二十七年来制造的一系列共产党打击共产党的冤、假、错案，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政治联盟。现在再来看那时的政治风云，共产党内权力斗争的成败，华国锋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草包！
不管现在的后继者是否提倡与反对新的“两个凡是”，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也同样体现出党内权力争斗的严酷！
一九七八年，并非是必须出现《启蒙社》的年代。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独裁专制制度的种种灾难之中，人民的民主自由思想会在不同程度上觉醒，当人民认识了自己，同时也认识了社会，这种觉醒被启蒙要出现，不被启蒙也要出现，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不以个人的意志和政党的利益为转移。
由于在《启蒙社》的牵动下，“民主墙”波及全国，催生了中国民主荒原上的草木。
无可置疑，那场适时或不适时的全国性大启蒙，大觉醒，促成了华氏集团的倒台，邓氏集团的加强和巩固。
《启蒙社》作为一个小小的群众自发团体，人员最多时也只有四、五十人。他们是一群善良的小人物，没有专业从事政治的虚伪与无情。他们的一切行为包括思想、言论，都依托政府，都依托《宪法》。他们没有任何企图，他们只说了国民早该说的肺腑之言；他们提倡的只是普通公民作为国人的基本权利。这些，邓小平和他的党羽们最清楚。
《启蒙社》以及全国各地的民众社团和民刊的继续存在，势必造成对新的中央集权的威胁，这将打破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治体系。
政治上几度沉浮的邓小平，最善弄权术，最善工心计。在其势力巩固的同时，一场没有舆论攻势的“静悄悄革命”开始了。凡是涉及“民主墙”及办民刊的全国各届人士，都被秘密抓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人生迫害和政治陷害。一九八一年四月，是一个静悄悄的“黑四月”。从此后，《启蒙社》的成员当中，有被课罪判刑的，有被政治流亡的，有被迫害逃亡的，有被陷害得走投无路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奸佞小人，他们风光至今。
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启蒙社》及全国的“民社”、“民刊”被秘密残酷的打压后，最终也没有见到政府的明文定性取缔！
“《启蒙社》分裂了，人员都作鸟兽散。”这只说明了《启蒙社》是一群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的摇旗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集合。他们不懂得民主运动的艰辛，他们经不起独裁权力的高压和诱骗。
今天，我们纪念《启蒙社》，是因为她引领了一场非暴力的思想解放运动，或对社会、国家、哲学、宗教等多元的突破。没有这种突破，中国社会就不会这么快速的发展。人的情感总是超越现实的，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启蒙社》的创立，在中国确立民主社会制度的事业上，有着深刻的、巨大的、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民主，是面光辉的旗帜。
孙中山高举这面旗帜，一举推翻了封建腐朽的清王朝。
蒋介石也高举这面旗帜，窃据了民国政府。
毛泽东也同样高举这面旗帜，打倒了蒋介石。但是共产党的毛泽东还给民主戴上一顶“集中制”的帽子。
二十五年前的《启蒙社》提出反对旧式封建，反对新式皇权，这就是警醒人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权，是国家最为集中的权力。中国只有一个只重视权力的党，中国人民就只能承受一次又一次因权力而引发的灾难。这是假民主，这就是不民主！
“平等、自由、博爱……”
中国人平等吗？不！每一个生活在共产党势力下的大陆公民，从一出身开始，就被置于一个特点的等级环境－－家庭出生，而家庭出生的内容繁多，不一而足。这就是说，人在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被注定了其今后的社会地位及政治方向；不仅如此，父辈以上乃至上祖辈的家庭出生，都会有严重的株连影响，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要想在各级政府部门供职，首先必须加入共产党，而加入中共又有严格的政治性界定，其中也包括家庭出生等历史背景优劣与否，这是人与社会的不平等！在这种种的不平等之下，政府就有违法治民的权力，而民众却没有依法抗议，集会等自由，更没有罢免贪官污吏的权力！所以说，当时《启蒙社》的创立，不是单纯的法国启蒙思想的凸现，她是中国摒弃非人道主义理论禁锢的反叛；她是对几千年封建独裁的公开对抗，“勿宁死”自由思想的追求和具体体现！这就是我们纪念《启蒙社》的精神所在。
《启蒙社》二十五年又过去了。
如今，中国的工人、农民以及广大的国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吗？确切地说，他们连做自己的主人都还没有可能，更谈不上做政权的主人了。
中国历来推行的是单元政治。虽然中国地大物博，直到现在沿用和强调的仍是一元化领导。从地方到中央的一元化，最终形成一人化的独裁。在一人化的独裁下，人在社会的地位就显得极其卑微。过去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古训；现有“阶级斗争”、“打倒走资派”的先例，更有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四人帮”华国锋等纷纷落马的事实。中国所有人的命运都被迫围绕一个权力中心的利益而移动。虽然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匹夫的兴亡全凭独裁政权的恩赐。
“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就圈定了哪部份人该富，哪部份人不该富。先富起来的是各级官僚及其女子。在国家财产全部沦为党产的环境下，国民的血汗源源不断地流向形形色色“官僚”的腰包。这就是以党的名义，对那些曾被“不实之词”强加后又解放的共产党人经济上的回报。在所谓“六·四”“天安门反革命暴乱”被血腥镇压后，全国性，大范围的贪污腐败更是层出不穷，甚嚣尘上。圈定该富的在继续富，不该富的连最基本的生活也保证不了！
在“六·四”学运时期，天安门广场上矗立了“自由女神”像，这比《致卡特总统》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及人权思想，有了更加纵深的发展，中国社会必须有人权，中国的人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光复！
我们称“天安门反革命暴乱”事件为全国大规模民众之民主诉求遭独裁政权血腥镇压的“六·四”事件。“六·四”事件是《启蒙社》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反抗封建独裁及神圣偶像对之撒尿后，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大瀑布。
《启蒙社》之所以走得不远，就是因为中国民众的人权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什么“政治犯”、“思想犯”、“反革命犯”、“颠覆国家政权犯”、“宣传煽动犯”、“企图犯”等等诸多罪名可以随意强加；而通讯、新闻、出版等舆论的封锁，被践踏、被毁灭的人权状况没有真像。
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虽然中国政府签字同意成为“联合国人权宪章”的缔约国，但国内却没有一份人权公约的具体实施细则。要独裁，就不能有《人权保障法》；有了明确的人权保障，独裁政治就会彻底崩溃！
社会的发展是曲折而多变的，有时会出现多数人们所预料不到的结果。
从现象上看，中国正在独裁统治的指挥下大打“四个现代化”的振兴经济仗。且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沉溺于权力斗争的漩窝，也不论十年浩劫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沿；单就现在各级政府的腐败，各种各样经济蛀虫的滋生，中国国民经济的实力远远达不到振兴的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拆掉围墙，熔入到世界经济的大环境，让大量的外部资产源源不断的涌入，不可避免地大量民主思潮，理念也将同时涌入。这就是民主经济的前奏，民主经济的摇篮，民主政治是需要经济去支持的。
民主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这种变革又是一种非暴力形式的变革。民主运动的动向，又不以个人情绪、性格左右，她有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过程。而在独裁政治的统治下投身民主运动，就必须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不但要会运用轻重缓急的策略，还要有高瞻远瞩的博大胸怀。民主政治制度的最终建立，必须有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民主经济，就不会有民主政治。这就是在中国独裁统治下民主运动屡屡不爽的原因。而民主经济才初现端倪，海内外的同仁们必须迅速地加快这一进程的发展。然而民主经济的建设与确立，还有待时日，还随时都有夭折的危险，有些人士就看不到这一点。
既然民主运动是一场持久的政治变革运动，在当前独裁统治下，就要抱定必死的献身精神，就不能存有任何回报的奢望，我们要提倡团结，提倡民主阵线的大同盟。民主事业可以从不同角度，以各种形式进行，如果离开大团结，大同盟的前提，所谓独立的、个体的行为，不是白水自流，浪费资源，就是别有所图。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由自己书写。“卧薪尝胆”，我们会记起勾践；“岳母刺字”，我们更加愤恨秦桧；更不用说，提到法轮功，我们就知道李洪志其人！
由于各种原因，民运人士之间有着性格、知识面、自身修养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不是理由，每个人首先都要服从大局的利益。孙中山为建立共和政府，为建立民主制度，可以不当临时大总统，今天来看虽是一个错误，但他那种以大局为重的品格与精神，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金子最终要闪光，是砂子，也要铺在民主曲折的道路上！”
事实上，现实的民主政治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民主精神就存在于人们平时生活意识中的方方面面。我们要做的是怎样更快地激活，激励这种精神意识的大爆发。“救星”会消亡，谁能救中国的理论是典型的愚民政治。只有敢于作为的人们最终能够救自己，只有中国国民最终能够救中国。历史肯定是百姓来写的！
我们不但要研究国内独裁政权的新老交替，顺利交接，同时也要关注国外及世界民主政治的风云。但，中国的民主事业只有植根在中国的本土上，才会有实质性发展。中国的民主，不是推翻旧的独裁，建立新的独裁！终有一天，中国的民主会走出这历史遗留的怪圈。
全国各方的民运人士，应该统一心态，调整步伐，壮大力量，把握好时机，踏踏实实地推进我国的民主事业，让那些不负责任的无聊搅和，见鬼去！
在我们纪念《启蒙社》二十五周年的今天，回顾那段逝去的历史，心中不免涌动澎湃与伤感。当时《启蒙社》的成员，为了表明自己无私无畏的心迹，个个签署真实的姓名，详尽到工作单位，甚至细微到居住地址，精确到门牌编号！这无疑是剖开自己的胸膛，高举炽烈跳动的心脏，掷向蒙昧，掷向黑暗，赤裸裸地擎起现代民主历史的丰碑。
《启蒙社》“民主墙”年代的许多同仁，以及“六·四”受迫害受牵连的许多无辜，现在都被迫成了专业的民运人士，异议人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原国家机关，国营工厂及工作单位非法除名，对他们的生存从来没有任何社会救助，反而受到各种无端的刁难和限制，以至长期生活在窘迫与危难之中；过去曾是国家干部及才华横溢的才子，而今却被这个制度所扼杀，都成了制度的“敌人”！但在信念上，他们仍痴心不改，他们有时固执，有时孤傲，有时偏激，他们顽强地在现实的苦难里成长，逐渐从无知到有知，从无名到有名，从幼稚到成熟，从一般到杰出，从平凡到伟大！
在纪念《启蒙社》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总结这二十五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提醒某些人不要让本来就曲折的道路更加曲折；不要让本来就艰难的事业更加艰难。
现在一切机会、前途都掩蔽在“小康”的经济建设中。民主政治有待民主经济的发展与巩固，有待于大多数国民素质的提高，当民主经济足以抗衡独裁经济时，民主政治就为期不远了。
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造就现代人，要造就现代人，就必须实行现代民主政治！
目前，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从海上“五月花号协议”到费城立宪，出现第一部民主制度法律，历时一百五十多年，待影响到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时，更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这段历史过程的艰辛，回顾起来，同样使人耸然。民主制度虽有几百年的历史，相比封建独裁几千年的历史残余，显得有些稚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