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先生， 您好！能否请您谈一谈您和杜导斌的交往以及您对杜导斌的印象。
在我印象中，杜先生是在2001年以“黄喝楼主”的ID出现在关天茶舍的。当时我在那里做版主，对他这个反弹琵琶的ID很感兴趣。我们之间也有一些网上的交往。他的文章一开始的特征就是言词锋利，像古龙笔下的人物，出手就一定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而我们这些金庸世界中老奸巨猾的写作者，总是擅长迂回曲折的表达。这让我想起国内学界最近热衷谈论的施特劳斯，他有一个关于“隐晦表达”和“直白表达”的区分，就是说哲学或哲学家讲究“直白表达”，但政治哲学或政治哲学家则应该讲究“隐晦表达”，隐晦是政治给予的一种限制，或者说命运。但这个其实是用不着施特劳斯手把手来教的，因为中国的学者和作家是全世界最擅长隐晦表达的一种动物。隐晦表达的传统带来一种高度发达的语言成就，这是专制社会的一个副产品。中国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治家，而不是甚么学者。因为我们（我说我们，而不是他们，因为在杜导斌式的直白写作面前，我和我批评的那些人是更接近的）在写作时，总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政治家的角色上，要考虑所谓言说的策略和效果，其实策略云云也是一种隐晦的伪装，说白了骨子里就是一种恐惧。怕出问题，怕发表不了，怕职称、待遇和体制内的前途受影响，还怕坐牢。
我从关天茶舍辞职后，二年来和杜先生在颠沛流离的网络论坛上，总是会频频见面。由于国内论坛的空间日益受到挤压，导斌发言的空间重点开始向海外中文网络转移。海外中文网络对于一个大陆的写作者来说，也像是一个虚拟的系统。因为这个系统给了我们一种言论自由的假象，我们把自己想像成在一个言论充分自由的空间中发言，并通过这种发言克服我们内心的恐惧。我相信杜导斌在尖锐的发言中获得的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尽管他的肉身仍然被连在废墟上，受着像电子章鱼一样的网络警察和国安的威慑。
我们曾经一起参与过很多的签名活动。去年9月，杜导斌和陈永苗发起了反对《互联网出版暂行条例》的公开签名信。今年初，我和他一起发起了关于刘荻案件致两会的公开信。这个活动是杜先生最初倡议的，他起草了最初的文本。后来经过我们之间反覆讨论修改，并吸收了萧瀚等朋友的意见，最后由我整理修定了后来的正式文本。最初的草稿已经找不到了，自然由我对这最后文本的文字负责。我不知道组织发起这些签名活动是否也是警方指控他煽动颠覆国家罪的证据之一，如果以后公诉状出来是的话，我愿意并会要求出庭作证。
有一件事是我感到非常懊悔和歉意的。在去年我参与王力雄发起的关于活佛爆炸案的公开信，当时因为无法与申请与身在狱中的阿安扎西活佛会面，警方拿出了一份授权书，说阿安扎西自己同意聘请了另一位当地律师，这样张思之律师尽管取得了阿安扎西近亲属的授权，却被警方阻挡在了诉讼之外。在这个国家，你一旦因为政治敏感案件被抓走，你就和亲人完全失去了联系。你彻底被掐断。因为这个案子和刘荻等案的教训，当时我感到一种压力，我和另一位朋友商议，互相手写几份排他性的授权书和预先的声明，分别保存在律师朋友那里。为今后发生意外提供法律介入的途径，防止警方彻底掐断与外界联系的危险。当时我觉得导斌的危险是比较大的，于是我跟他谈了这件事，他表示同意。我准备将一份反覆斟酌拟好的授权书寄给他，请他手书，再寄给几位朋友保存。但这件事的操作后来却被耽误了，然后慢慢觉得不可测的风险是被夸大的，于是我失去了继续完成这个想法的动力。但今天我得知，杜先生的妻子聘请的李律师又出现至少暂时无法介入案件的局面，因为警方拿出了一份杜导斌签名的授权书，说他已自愿另聘他人。
我在这里讲述这件事有三个含义，第一，这一风险是事先预料到却因为慵懒和侥幸而没能克服的，我在此表示对杜兄的歉意。第二，我在这里告诉滥用权力的警方，我自己的授权书、全部未发表的文稿和几份预先声明都已存放在各处。所以继续采取掐断联系、杜绝发言的传统做法是行不通的。第三，我在这里向坚持发言的国内朋友们倡导，推广这种相互预留授权书和个人声明的做法，也倡导一些具有正义感的律师朋友来自愿接纳、保存这样的预先授权。尽可能在细节上，堵住专制者的污水和口实。
最后我想提一点，一些朋友对杜导斌在海外发表的政论文字有一些不同看法，认为一个虚拟的言论自由空间对他的表达和心态也产生了一些剑走偏锋的伤害。我自己也不完全赞同他所有文章的观点，同时对他的一些表达方式也曾私下提出过批评。但这种批评如上所说，是一种“政治家”性质的对策略和效果的批评，而不是对直白表达本身的批评。我想强调的是，对杜导斌具体言论的任何批评都是可以的，但这和他目前所遭遇的牢狱之灾、和我们所要捍卫的起码的言论自由的底线之间，还有非常遥远的一段距离。而我们要殊死捍卫的，无非就是这一段距离。
■您的行文风格和思想一向比较稳重、温和。这次杜导斌被捕第三天，您写下了《以民权对抗极权》，我们感受到一个知识份子的义愤。同时，您和一些中国知识份子联名呼吁。能不能谈一谈是甚么促使您这样做的？这次联名呼吁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和体制内的学者参与，对海外媒体产生了一定的震动。对于联名信的效果，您有甚么看法？您能否介绍联名信在中国国内造成的影响？
对一个专制社会中的发言者来说，“隐晦”和“直白”都是减少恐惧的两种途径。一种通过对自己言论的主动阉割来减免外在的危险，这种主动的自我设限不仅反映在言论上，对一个思想者和写作者来说，对言论的阉割其实就是对内心的阉割。“隐晦表达”的实质是把外在的危险看得比内心的恐惧更重要。而另一种言说方式恰恰相反，是把恐惧本身看得比危险更重要。这就是杜导斌所代表的那种言论方式，这种方式用直白的言说来克服内心的恐惧。
在一个专制社会，你要末不说话，要末就必须面临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内心的恐惧和安宁是与外在的危险成反比的。只有直白的表达才能减少我们内心的恐惧，带来良知的安宁。但这样又必将使外在的危险增高。做一个真正的知识份子，就是要做这个选择题，你到底要哪一样？
许多国内知名学者作家像许良英、徐友渔、刘军宁、崔卫平、贺卫方、许章润、流沙河、朱大可、任剑涛等，积极参与了这个声明。他们在这样的关头公开表态，和一位政治敏感的所谓异议人士站在一起，这是异常大胆的举动，是他们对自己作为公共知识份子这一角色的担当。甚至可以说是89年之后我们几乎未尝见过的一幕。在后续的签名中，还有茅于轼先生、丁子霖夫妇、高尔泰夫妇和吴思、谢泳、鄢烈山等一大批学者作家,和其他社会各界使用自己真实姓名的参与者一道继续加入。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杜导斌刚刚对茅先生的一篇文章进行过猛烈的、在我看来是有失分寸的批评。他们的参与对包括我在内很多更年轻的朋友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使我部份的修正了对于体制内知识份子的偏见。
一位学者在决定参与对杜导斌一案的公开声明时，他在回信中的一段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自己这几天来都在反覆衡量是否参加，反覆考虑其中一些敏感问题。但这种本质上属于政治家而不是属于知识份子的衡量，让自己很痛苦，他说自己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连着几晚都做恶梦。最后他说，“管他妈的，签了名心里踏实些”。我当时反覆读他这封短信，心中感到一种很真切的温暖。这位先生的坦诚和良知赢得了我发自内心的一种敬重，就像杜导斌的直白表达持续赢得我的尊敬一样。因为公开签名参加政治敏感案件的声明，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隐晦表达的直白行为。所以我和朋友们发起和参与这一次的公开声明，这样做能否为救杜导斌出狱发挥作用，发挥多大的作用，这是我丝毫不敢确保的。但我认为，签名本身最大的效果并不是救人，而是救自己。如果我们在每一次基本人权遭受侵犯的关口，在言论与思想的自由遭受专制者强暴的现场，都出于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权衡而不参与、不介入、不从事这样的发言，然后晚上也绝不会做恶梦。那我们自己还有救吗？我们还配称自己是一个知识份子吗？我们敢在任何意义上自诩为社会的精英，在任何意义上妄想去启蒙他人吗？
签名是一种自救，救自己作为一个知识份子的身份和良知。把自己从“隐晦表达”的老奸巨猾的泥潭中打捞出来。在杜导斌这样的案件中发言，就是让我们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回到现场，回到世俗的世界，就像《黑客帝国》中的觉醒者从母体中回到真实的废墟。在杜导斌这样案件中，你一旦参与进来了，一旦开始直白的发言，你才知道自己身出的世界就是一个废墟。你才知道那些关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吵是多么无聊，因为那是在母体中的虚拟的争吵，而不是发生在废墟上的争吵。
■您对当局对杜导斌的指控，比如写文章和给海外媒体投稿就涉嫌“颠覆罪”，有何评论？
现在当局的正式指控还没出来，但从我了解的杜先生的言论活动和他在这之前遭受的监控来看，以及对最近一系列案件的趋势看，对他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不可能超出他的言论本身。
中国的问题首先不在于言论本身能否构成一种煽动？言论在某种情形下也可能构成对颠覆政权的煽动，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言论在内容上直接主张和鼓吹颠覆政权的行动和策划，但这还不够，第二还要看这种言论发表的场合、方式和造成的影响。但中国的问题首先是一个以意识形态立国的专制政权，能否接受批评性的言论。以及到底如何区分批评论言论和煽动性言论？
杜导斌一案反映出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根本就不能接受任何政治上的批评论言论。所以他把一切政治上的批评言论都视为煽动性的。他没有一个起码的对批评性言论的承受能力。这显示了一个专制政权的极端脆弱。这种脆弱是把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和领既烁鋈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