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神州五号”升空前夕，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官员访问中国，严厉谴责中国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漠视。朱熔基政府曾经宣称要将教育经费提高一个百分点，但几年以后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升反降，跌落到了百分之二以下，不足联合国推荐比例的三分之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在世界一百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教育支出排序中，中国大陆名列第一百四十五位，也就是全球倒数第八位，低于非洲穷国乌干达等。据今年二月国家教育部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数据显示，十五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不到八年，也就是说不到初中二年级的水平，而此水平美国、日本等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达到了。
中国真的没有钱吗？非也。为了办奥运会，中国将投入三千亿人民币，而一年的教育经费仅仅是三百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办一次奥运会的花销等于中国十年教育经费的总和。同时，“神州五号”的研制计划总共耗资一百八十亿人民币，有关决策者潇洒地大笔一挥，却对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雁过拔毛”。在广大中西部地区，适龄儿童失学情况相当严重，九年义务教育形同虚设。如果按照中西部地区的孩子完成一年基础教育需要一千元人民币来计算，一个孩子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总共需要九千元人民币；那么，“神州五号”的这笔经费，足以让两百万适龄儿童完成他们的基础教育。我想问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到底哪一项投入更加重要呢？我也是纳税人中的一员，但我却没有权利过问国家的税收如何使用。
极权主义体制由于自身缺乏足够的“法统”，就需要不断地制造“富国强兵”的假相来维系其权威和面子。办奥运会是这样，女排比赛是这样，送太空人上天也是这样，在极权主义国家中，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目的──那就是“政治”。此“政治”就是少数特权者的地位和面子。出于同一原因，昔日的苏联政权将航天工业和军事工业放到至高无上、优先发展的位置。在冷战时代，聪明的美国总统里根洞察了苏联制度的这一致命弱点，抛出“星球大战”计划，与苏联在天空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终于拖垮了苏联的经济。就美国而言，航空航天业与其他产业齐头并进，它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是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而对苏联而言，其航空航天业疏离于其他工业门类，是一个封闭的、无法民用的“面子产业”，它只能不断输血而没有造血功能。所以，最后苏联的命运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学者霍布斯邦曾经分析苏联体制崩溃的原因，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苏联经济发展大车向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在六七十年代，虽然苏联一度在天空、军工等领域方面超过了美国，但终因缺乏后劲，逐渐走向衰退。霍布斯邦的诊断书是精妙的：“其政治和经济管理制度的僵化和用意识形态教条控制人们思想导致的思想活力与质量的下降，在一个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极度缺乏的社会，人们是不可能随时适应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的。”因此，纵然拥有一支基数庞大（数量超过美国）、职业素质良好的科技队伍，依然没有办法挽救苏联社会在诸多方面（当然也包括技术领域）的停滞状态。
昔日，中国出于更加僵化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嘲讽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今天，中国自己却又走上了苏联的不归路。虽然没有冷战的压力，但基于某些领导人的虚荣心和愚民们的“民族自豪感”，中国不惜劳民伤财争当 “天空第三国”。这个座次来之不易，却毫无意义。它不能挽救极权主义制度的崩溃。
作者：余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