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杀人狂魔”的杨枝牙，从2001年起在各地流窜作案22起，杀死65人，重伤5人，强奸23人。另一起是刚破获的变态杀人案，凶嫌黄勇，酷爱看武打录像及凶杀恐怖片，感到杀人刺激。他自2001年9月以来，从娱乐场所诱骗十多个青少年到家中，先后杀死17人，伤1人，其宅院成为一个骇人的白骨洞。最近开庭的一宗，是浙江省的陈勇锋，谋财害命，从今年2月到5月，连杀10人，并把受害者肢解灭迹。如果不是文章带有“新闻”字样，读者或许会以为这是某本凶杀小说的章节。
这三个案件的凶手，都是杀人如麻，手段残忍的杀人狂，而杀人的动机却各有不同，每个案件都折射着一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缩影。
杨魔杀人出于报复社会，杀人不需要具体理由。他坐过牢，被劳教过，他受到怎样的虐待，他就要怎样来虐待别人。这跟一年前南京大毒杀案的凶手的杀人理由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案犯曾说共产党怎样迫害他，他就怎样报复。可惜，被毒杀的都是无辜的百姓，而且多是朝气蓬勃的学生。
中国的监狱，名为“改造犯人的地方”，而实际上是训练魔鬼的集中营。不公正的法律，名目繁多的酷刑，透支体力的劳动，使得犯人们不是在监狱被虐待得致残致死，就是被炼成一个超级魔鬼。魔鬼固然可怕，但制造魔鬼的地方更可怕。看看葫芦岛劳教所的张斌是如何被折磨两年多后痛苦死去，看看孙志刚是怎样被残忍打死在收容所的“医院”，就知道中国的监狱制度是何等的令人生畏。中国很多人对监狱暴力不以为然，认为那是“魔鬼”应该受到的惩罚，不然大家都跑去坐牢“享福”去了。可悲的是，那些违反基本人道的监管监规，往往摧毁了犯人的最后一分人性，使他们成为彻头彻尾的魔王。
中国天天高喊司法改革，改来改去花招噱头一大堆，却不敢，也无意去打开司法的死结－－司法公正。比如，个别监房有空调，那是对外开放参观或给特殊囚犯用的；给犯人发“工资”，那是文革前就有的制度；死囚犯可以见家属最后一面的新规，那是最基本的人道措施，并不值得大肆宣张。撩开“空调”“工资”“最后一面”等“人性化”的新规，大家所看到的，是非法超期拘押，使得监狱人满为患，犯人要分批“躺、坐、站”来解决睡觉问题；犯人被当作无偿或廉价劳工，根本拿不到劳动所得的工资，完不成任务而被虐待致死的比比皆是；那个“最后一面”的人道，也不是囚犯都能得到的，在拘留所、监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而等不到见亲人最后一面的倒是大有人在。如果这种地方、这种灭绝人性的“改造”方式不改变，杨魔王杀人的纪录，将会只是空前而不会绝后。
前几天才抓到的变态杀人魔黄勇，其杀人动机，则反映出血腥文化对人的毒害。暴力、血腥、恐怖成分本来就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就占有很大的分量，就拿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四大古典名著来说，四部里的三部，都是很血腥的作品，《水浒传》里孙二娘的人肉包、《西游记》里的吃人不吐骨头的妖怪、《三国演义》里乱世杀戮的血腥场面，都让胆小的人看得毛骨悚然，胆大的人直呼过瘾。如今，中国人还未走出传统，却又以光速去拥抱西方异化的新潮，将传统的残忍和现代的怪诞血腥及色情结合起来，表现得淋漓尽致。诸如吃婴尸的行为艺术、不分级限摆到街头巷尾的“人体艺术”、数百妓女集体卖淫、性爱日记在主流网络争相“直播”等等，连身在西方的中国人也感到难以消化。美国的暴力与色情作品也不少，但至少都注明老少有别，儿童不宜等级限，尽量让儿童远离那些有碍他们身心发展的事物。而中国对这些拳头加枕头的文化表现出来的是少有的“开明”和“容忍度”，不像对网络异议声音那样敏感和狭隘，使得暴力和色情文化在地上地下火得很。相信黄魔从小就误入和沉溺于恐怖凶杀文化，如今犯下如此骇人的杀人罪案，与社会的文化渗透不无关系。
至于浙江青田的杀人魔，他杀人是为谋财害命，这是社会贫富的急剧分化造成的。当今的中国社会，聪明的人通过关系、社会地位或自己的本事，来抢收社会财富。而无能又无助的人，很多就靠铤而走险来敛财，当街抢劫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团伙作案是抓也抓不完的事，略施小计而劫财害命的是防不胜防的事。中国的社会现状，早就催生了无数的劫魔，这次的特别，只不过是一人多案、手段残忍而显特殊罢了。
欠缺法治的社会，加上道德文化的走火入魔，相信今后还会克隆出更多的杀人魔王，影响到社会的秩序，这才是政府要真正面对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