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狱频繁的初冬肃杀中，这无疑是个具有多重积极意义的好消息。
对刘荻本人、对她的亲人，无疑是大喜讯，特别是与她朝夕相处的奶奶刘衡老人，更是莫大的安慰。在与老人通电话时，我能感到老人的喜悦，大有劫后余生的感慨，因为老人本身就曾深受文字狱之苦。老人比任何人都能深切地体验到：与她自己长达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相比，刘荻还是幸运的，中国毕竟再也不能回到极权的毛泽东时代，而只能逐渐走向尊重人权的自由社会，虽脚步迟缓，但决不会倒退。
对于中共现政权而言，虽然，官方不会承认抓错了，只能用取保候审的方式来维护面子，还说这是“念刘荻年轻、初犯、涉案不深，属于可以挽救的对象”，所以给予“宽大为怀”的处理。然而，无论以何种形式放人，即便仅仅是为了缓解压力和改善形象，或为了使温家宝即将开始美国之行，不至于在人权问题上无话可说，都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行为。因为，一个独裁政权在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在人权问题上“伪善”，也就与尊重人权的主流文明接近了一点，起码证明现政权还知道人权是普世价值，知道自己的道义劣势，知道“文字狱”之耻，而不是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刘荻获释的最大意义，乃在于对民间维权的激励。刘荻，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大学生，变成受到广泛关注的著名良心犯，完全得力于国内外公开的的持续关注，形成了先由内向外、再由外向内的双向互动。刘荻的被捕在大陆民间激起的反抗浪潮，在同类案例中前所未有，藉助于互联网的便利，民间连续三次网上签名声援，总人次接近三千。正因为她得到了国内民间的强烈的持续的声援，才会在国际上引起高度关注。各大媒体、各人权组织的施压，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向北京交涉放人，内外压力的合流才是刘荻获释的主要原因。
只要民间坚持公开维权，国际主流社会坚持施压，那么，针对个案的每一次群体维权皆是对独裁者的压力，压力的逐渐累积，就会使作恶者所承受的道义压力越来越强，即便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放人实效，起码会使民间力量得到持续的积累和扩张，也将使独裁者为恶的规模逐渐缩小、强度逐渐减弱，直到来自国内外、党内外的综合压力达到某一临界点，追求自由的民间维权终将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刘荻走出黑牢之际，让我们记住发起“我们愿陪刘荻坐牢”的声援运动的杜导斌，继续关注真的坐进了黑牢的杜导斌，关注所有良心犯，直到“文字狱”在中华大地上绝迹。
2003年12月1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