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个繁荣富强、光鲜亮丽、美仑美奂，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闭上眼睛，看到的是一个贫困落后、破败潦倒、穷病交加，人民生存绝望的中国。
“一校两服”的贵贱隔离
都是真的，也都是假的。
对于那些生存绝望，在穷困潦倒、病饿交加的困境中煎熬的中国人来说，那个光鲜观丽、美仑美奂，神五上天、奥运在即的中国是遥远的、虚幻的。对于那些住豪宅广厦，拥香车美女，喝天价茶、吃天价宴、睡天价床的官宦富豪来说，那个人们吃不上饭，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上无片瓦遮身，下无寸土立足的中国是不真实的，是不存在的。
不久前，中国成都温江区公平镇中学将贫富学生用不同颜色的校服来区别：让有钱人家的孩子穿红色校服、教室有VCD、电视机，穷人家的孩子则穿蓝色衣服，分开管理。此举引起不少学生家长的不满，并指控校方在校内制造“两个世界”
这个“红蓝二色上校两服”的“贵贱隔离”现象，正是当下大陆的缩影。事实上，今天在那片土地上就是两个世界，就是完全分离、各不相干的两个中国。
中国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都在百分之八、九，有时甚至超过百分之十，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三倍以上。中国已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强国。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资料，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由一九七八年的不到五十美元，增加到了二OO二年的约一千美元，提高了二十倍。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由一九七八年的约十七美元，增加到了二OO二年的约三百美元，增加了近十八倍。
中国经济学家胡鞍钢断言，虽然目前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二百零上八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一百二十七位。但是，到二O二O年，中国超过美国是没有问题的。届时，中国十几亿人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有人撰文说，胡鞍钢的这一结论意义不同寻常，它为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中国二十年后要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提供了经济学上的证明。
百分之五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五的财富
是的，中国人是富裕起来了，富裕到一人一餐吃掉数千元、上万元已经不是新鲜事。目前北京拥有全中国最贵的豪宅“贡院六号”，平均每平方米四万元，而这还只是“平均价”。最贵的部分每平方米价格高达六万元。北京举办过一场车展，其中售出的一部轿车是八百八十八万元。有人计算过，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目前不到二千五百元，这辆车的上税、保险、养车的费用不算二个农民要花上三千五百五十二年的收入，也就是说二个农民从商朝开始，历经周朝、秦朝及唐宋元明清朝等，一直不吃不喝干活到现在的所有收入，才能买上这辆车。
今天的中国，人们可以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看到满眼是现代化恢宏耀眼的建筑群、
到处是充满贵族气派的高级享受设施、到处是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消费方式，多少人花得起百万美元送子女留洋，多少人将千万美元存进海外银行，多少人身拥数辆豪车多处洋房。中国要花两千亿办奥运，又要花三百亿办世博，中国这些年来建造了两万公里的高速公路，每公里的造价在三千万元左右；为了送神五上天，也用了一百八十多亿元。
如果说的是这部分中国，那么，中国岂止是将要进入“小康”，而是早已进入了“发达”。然而，这一切只属于约百分之五的中国人，或者说，这个中国就是这部分人的中国。
另外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呢？他们在哪里？向国际社会展示的亮丽的现代化橱窗里看不到，向当政者献礼的精彩绝伦的舞台上看不到，天天赞歌唱不完好事说不尽的媒体上看不到。好像那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压根儿就不存在。他们是不该存在，不该因为他们的存在影响了那百分之五的人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不该因为他们的存在影响了百分之五的人提前成为发达国家的国民，不该因为他们的存在而让别人对中国人的人权和生存状态指指点点。
由于中国的整体垄断，权力、资源、机会、司法、媒体、舆论统统都掌握在当权者手里 ，也只有靠近权力的那部分人能够沾得上光。中国几个光鲜亮丽的橱窗城市，掩盖了背后无边无际的苦难和绝望。中国百分之五的人，代表着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向世界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豪言壮语：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富有了，中国的富人比美国的富人过得好。
中国百分之五的人，占有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财富，欢快地向世界炫耀着，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在厮杀拼抢百分之五的生存凭藉，而且发不出一点声音。
大批穷人已走投无路
天安门接连发生自焚案，正在建设的高楼大厦接连发生为讨工钱的跳楼案。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被中国的媒体分析为是，“跳楼秀”和“自焚秀”。于是中国人发出了：“中国人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么？”这样的豪言壮语。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统计，中国每年至少有二十五万人自杀，二百万人自杀未遂。也就是，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自杀，八人自杀未遂。其中，贫穷和绝望每天都在夺去人的生命。多少父母困为无法供养考上大学的子女而无奈自杀，多少家庭因为有久病的亲人走投无路而全家自杀。
前些时，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为了讨饭糊口，在北京王府并大街繁华地段手持一把大砍刀，在自已左臂砍了一刀后，用自己的鲜血在面前写下“砍一刀十元”，并向路人吆喝：“砍一刀十元！大家赏口饭吃，砍死免费。”见没有人敢砍他，又哭着说：“求求大伙砍我吧，给我口饭吃！要是明天我还没钱吃饭，就只有去抢劫了！”
我们从繁华的上海市面看不到衣衫褴褛的人，看不到无家可归的人，看不到前来找活路的民工。为什么，因为上海不许这样的人进城 ，这样的人无法出现在上海的街头。上海需要民工的地方，被当局要求必须把即将进城的民工，从火车站用客货两用车，把他们直接拉去工地，不许让他们在街面上出现。
上海公安网九月份刊登出一幅公告，公告是漫画形式，题目是：露宿街头勿同情。漫画上是两个时髦的青年男女骑着摩托车驶过上海城郊地带，看到路边的无家可归者，女的说，“这些外地人真可伶啊！”。男的说，“小芳，你不能同情他们，他们露宿街头，影响上海的文明形象。”漫画下面的提示是：在车站码头、高架桥下或偏僻路段，以及城郊结合部地区，露宿着一些拖儿带女的外地来沪人员。他们衣杉褴褛、脏乱不堪、好逸恶劳，靠拾荒、乞讨混日子，严重影响了大城市的文明形象，给上海治安带来了很多问题。公告最后提醒市民，对此类人千万莫同情，不要给予施舍。
上海公安网的网头是一个鲜红的国徽，黑色衬底，白色的大字：人民乃父母，稳定是天职。
人民乃父母，既然对这部分人，政府连民间的同情和施舍都要警告不许给予，那么当然这部分人绝对不是当权者的父母也不是儿孙，连重孙侄孙都不是。那么他们是甚么？公告文字中凸现的对这些人的极度蔑视和厌恶，让我们相信，他们是当权者眼中想甩却甩不掉的垃圾。当他们活不下去要跳楼、要自杀、要挺而走险时，他们是当权者维护百分之五的人的稳定的障碍和隐患。所以，当权者恨不得他们冻死饿死穷死。
城乡绝对贫困人日不少于二亿
《中国财政》二OO三年第八期刊载的中国官方的统计资料指出：中国高中低收入户的
比例呈金字塔形。二OOO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中收入户占百分之十八，低收入户占百分之八十。这说明，中国官方非常清楚，少数人占有了社会大量财富，而多数人处于绝对或相对贫困当中。
根据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截至二 OO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城镇居民依赖最低生活保
障的人数为二千一百万人，属城镇贫困人口。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统计，中国农村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三千万人，低收入人口（人均年收入在八百六十五元人民币以下）为六千万人，两者相加为九千万人。
但是，有学者指出，对农民收入的计算方法不科学。现在统计部门在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时，将其用于来年生产性的投入也包括在内。而这部分生产性的投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近三分之一。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的话，那么，按照原来统计方法所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一千二百元左右的人便成了八百多元，也应算作贫困人口了。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人数为一亿五千万人左右。另外，应该计算在城市贫困人口中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人数应不低于四千万人。所以，中国贫困人口共有二亿一千万。而世界通行的贫困人口统计标准是，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一美元就属贫困，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中国的贫穷线应不低于年收入三千元，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还要加几番。
以共产之名劫财的一群痞子土匪
应当指出，目前这个“贵贱隔离，贫富悬殊”的两个中国，是对中共当年革命的极大嘲讽。
中共以武装暴力打天下时，是以“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搞共产”为号召的，
它极其煽情地渲染当年中华民国社会里的贫富不均，从财产拥有者手中“共产”，变成所谓“国有财产”。而掌管这些财产的，正是中共这个垄断性的权力集团。
共产党在中国干了几十年的抢劫杀戮把所有的社会资源财富都搜刮起来之后，一九七九年决定改变所有制了，要把公有制再变为私有制，说这是“改革开放”。于是，国有财产的再分配开始了。掌管财产的共产党当然是分配财产的主人。于是，“国有财产”通过“私相授受”、“官官相授”、“权钱交易”的方式，冠冕堂皇的成为了红朝新贵的私有财产。
这就是中国半个多世纪来财产转移的宏观历史过程：简括说，一群痞子土匪以“平均财富，替天行道”为名打劫了富人家的财产，然后进行“洗钱”──即用意识形态把这些钱财“染红”，并装进“公共大仓”。可是，他们不但不向天下“开仓济贫”，还向民众一直收取管理费和各种杂费。最后，把这些“红钱”统统装进了土匪及其家族的口袋中。
在这一夺产的历史过程中，老百姓成为多次被掠夺者。红朝权贵大掠夺造成的贫富不均，比当年民国社会的贫富不均，已不知严重了多少倍！
其实，即使是当穷人，也有有尊严与毫无尊严之别。
不久前在一个会议上遇到一位藏人朋友，他在中国生活过三十多年，后来到了印度。他说，如果是一个穷人，那就在印度做一个穷人，千万不要在中国做一个穷人。在印度做一个穷人，可以睡在皇宫前的台阶上，警察不许赶你走，没有人可以把你随便抓起来，你有基本的安全和尊严。而在中国，要做一个穷人，比死还难受。
(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