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江来说，过去的几个星期确实是很不好过的一段时间，他肯定也正在关注着发生的一切：
12月4日欧洲媒体报导了德国的纽伦堡地方法庭发出的一项逮捕阿根廷前总统魏德拉(Jorge Videla)的命令。这一命令是根据魏德拉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政期间对数千人犯下的酷刑和屠杀罪行。
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前北约联军指挥官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作证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对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大屠杀事前就有所知，这一屠杀最终导致7000多人丧生。这一证词是对米洛舍维奇的群体灭绝罪指控的有力证明。
上个周末，伊拉克的前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经过几个月的逃亡之后在一个隐藏地洞中被发现，几个月的逃亡生活已经使得他满脸胡须疲惫不堪。
与此同时，一本关于如何在2025年将世界上最后一个独裁者赶下台的读物正在给北美专栏评论家带来积极的反响。这本新书以 “打破真正的邪恶轴心”为标题。作者马克-帕默先生在他的书中收集了世界上45个独裁者的名单。马克-帕默先生曾任美国驻外大使并在美国国务院任职达26年之久。
对于那些独裁者来说，当今这个世界与60年前相比确实是大不一样。60年前联合国划时代性的采用了一些条款公约，以此来处理那些时常发生的，但没有被联合国注意到的恐怖罪行，这些条款公约包括，1948年被采用的联合国群体灭绝公约，和1984年开始采用的联合国酷刑公约。
自那以后，类似的条款和法律在对犯有反人类的罪犯制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事实上，国际法准则在最近已经延伸到那些一直由独裁者控制的主权国家。询问一下前独裁者智利的奥格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和利比亚的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就一清二楚。
向国际法挑战
然而, 正在这个世界对独裁者忍无可忍的时代，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一场对法轮功的残酷的暴力运动，这一运动被ＣＮＮ的中国问题资深分析家林和立（Willy Lam）称为“重返文革”运动。对于那些熟悉中国现代历史的人来说，这一比喻使人们回想起那些强迫关押，野蛮殴打和酷刑，故意伤害并导致数千人死亡的可怕景象。
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统计，有841例的死亡案例已经得到证实，而有消息称死亡人数为几千人，几十万人遭到非法拘捕，十万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判劳教。
很显然，处于国际大赦组织“人权恶棍”之首的江泽民， 其罪行足以与萨达姆、 米洛舍维奇、皮诺切特德这些前独裁者以及世界上其它独裁者同榜提名。虽然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江泽民的犯罪，为什么在国际法条款如此明确的情况下，江泽民仍然对国际法构成独特的挑战呢？答案有三：
个人决定取代国家政策
首先，江泽民完全混淆他个人的意愿与中国政府的决策，从而使他本人逃脱罪责。正像马克-帕默先生在他的新书出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 “江泽民个人做出的这一决定，违背了其他政治局常委会成员的意愿，那些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并不愿意镇压法轮功，甚至有些人本人或他们的亲属也在炼法轮功。因此我们要江泽民对这一镇压运动承担责任。”
一个新型的群体灭绝罪
有３万多有据可查的对法轮功迫害的案例, 如强行逮捕、酷刑折磨、虐杀及其它残酷的人权侵犯形式。但是对这种正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系统迫害的本质，更像是群体灭绝而不是宗教镇压，这一点在国际社会的眼里仍然还不清楚。
在中共的统治中，已经形成并锻炼成熟了一套综合的，多元化的迫害方法。这些方法的目的是彻底隔离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并利用各种暴力手段将其转化。”转化”过程中，因使用酷刑，成千人丧失了他们的生命，而这一迫害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象传统的群体灭绝一样将这一群体成员杀害， 其目的是剥夺他们的信仰。而对这一信仰的根除，攻击的目标正是作为人最核心的部分。这是一种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
控制媒体造假
１９９９年在新西兰召开的亚太经合首脑峰会上，江泽民与比尔-克林顿会见。据联合新闻社报导，江泽民将一本由中国宣传机构所编制的诽谤法轮功的小册子送给了克林顿，无疑是想让当时身为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与他保持一致。类似魔化法轮功的材料也被送到世界各国政府和媒体，所有这些材料都被人权观察和国际大赦等人权组织称为是“无根据的”“假的”或“巨大宣传造势”的一部分。
很明显，许多中国观察家知道江政权正在散布关于法轮功的谎言，但是当这种谎言的散播达到如此全面彻底并具有如此大的规模时，这些谎言仍然具有促使人们转向反面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