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二十四日，重庆市地方政府还在刻意隐瞒消息，宣称只有八人死亡，而且情势已迅速受到了控制。然而，随着国务院官员和国际媒体的介入，才使得这个“罗生门”式的说法破产：二十五日，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一再急遽提高。晚间七时，一百九十一人死亡的事实突然公诸于世。而当地人透露说，死亡人数还会持续上升。但是，官方的“新华社”对一夜之间死亡人数暴增的奇怪现象只字未提，却用凯歌高奏般的声音指称，国家安全监督局调查人员在统一领导指挥下，救难工作正在 “有条不紊”的展开。这是典型的“中国新闻”的口吻，冷漠且冷血。当地大约有两百九十人入院治疗，还有三千人出现结膜炎和发冷等症状。邻近村镇居民纷纷涌进医院求治，使医院应接不暇。医生表示伤者大多双眼红肿、疼痛，严重呕吐、晕眩、站立不稳，感到窒息，情况相当恐怖。事故发生之后，已经有四万一千人紧急疏散。海外媒体声称，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一起矿灾事故。法新社引述中国政府今年十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在今年年一到十月，中国已经有一万三千两百八十三人死于各种工厂或矿井事故，比去年年同期上升了百分之九点六。
我看到电视上那些眼睛受伤、衣衫褴褛的孩子的时候，心中像刀割一般疼痛。事故发生的区域是重庆比较困苦的地区，就在官方洋洋得意地号称中国人均收入突破一千美元大关，已经趋近于“小康社会”的时候，这些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老百姓处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极端贫困状态。我有好多朋友的家乡就在这片地区，我曾多次听他们讲述童年悲苦的生活。“小康社会”与他们毫无关系，“三个代表”更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复杂名词。从古代到现在，这些生活在长江边上的老百姓，一直都是金字塔最底部的奴隶。这场事故让他们雪上加霜。这次事故也印证了今天中国的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越是贫困，你就越是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
主席和总理们又在作出铿锵有力的批示了。然而，也仅仅是批示而已。我猜测，没有一个高级官员会“引咎辞职”的，这是一个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时代。中共当局至多会像在萨斯事件中免去张文康的职务一样处理一两名负责官员，等几个月后风声平静之后，又会给他安排一个同级别的职位。三天时间已经过去了，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号称最关心底层人民命运的“新左派”知识分子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发言，没有一个人对死难同胞表示同情、对无能的“党国”表示谴责。我想起几个月前“新左派”们关于伊拉克战争的那份签名声明，那是当代中国最可笑、也最虚伪的一份文字。我想，若干年之后，后人在研究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资料的时候，这份文字会被当作衡量这个时代汉语堕落程度的一个重要标本。这些看似无比正义、无比高尚的知识分子们，口口声声说他们如何关心伊拉克人民的悲惨遭遇，如何与伊拉克人民站在一起，分享他们的苦难，却偏偏对自己同胞的苦难熟视无睹。这是怎样的厚颜无耻啊。
当时，我还曾经与韩德强、童小溪等“反美先锋”在BBC和美国之音中有过两次直接的交锋。我追问道：你们声称关心中国的底层民众，那么你们为他们做过些什么呢？你们关心过“哪一个”具体的农民和工人、囚犯和乞丐呢？你们能够说出一个事件和一个名字吗？他们两人都是支支吾吾了半天，还是一个事件、一个名字也说不出来。显然，他们所谓的关心底层民众，关心的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遥远的名词，而不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他们对无数的矿难和拆迁户的自焚保持着矜持的沉默，他们对孙志刚事件、李思怡事件保持着矜持的沉默，他们也对“天安门母亲”和法轮功修炼者们所遭受的迫害保持着矜持的沉默。今天，他们继续对重庆数百名死难百姓保持着矜持的沉默。因为他们深知，只有这种沉默才能够确保他们继续心安理得地享有“国际级知名学者”的身份。他们趾高气扬地宣称，他们不屑于批评国内的事务，他们还有更加高远的目标，那就是批判国际资本主义，那才是一个无比宏伟的事业呢。
其实，与这些懦夫和孱头般的“新左派”辩论，无须在所谓的“理论”的层面上纠缠，只要看看他们对中国今天的现实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就一清二楚了。
－－两千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