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根据新的选举法，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县区级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当时，各地都有不少人毛遂自荐，首开竞选之风。记得那年暑期我回成都探亲，就听朋友们讲起成都和重庆一些高校的学生竞选活动。其后不久，《中国青年报》正面报道了上海复旦大学的竞选结果。湖南师大的竞选活动一度受到校方阻挠，有数千学生走上街头示威请愿。北京地区的选举日期被安排在最后，不过早在9 月初，原来民主墙的一批民运人士就开始串联，准备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一显身手。到了11月，北京高校的选举活动全面铺开，其参选人数之多，选民热情之高，竞选议题之深入广泛，实为1949年来所仅见。自此以后，大学生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基本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在北京高校的竞选热潮中，北京大学的表现尤其有声有色。在北大，参选者人数众多，单单是报名参选并且积极展开竞选活动者就有十六、七位。其次，北大的竞选活动自由开放，丰富多彩。竞选者们举行讲演会答辩会座谈会，贴大字报印传单。不少竞选者组织了自己的竞选班子。很多同学自发建立了几家中立组织，发表新闻和评论，进行各种民意调查及统计，发挥了媒体的功能。在北大，选民的热情令人感动。大字报前，观者如堵；演讲厅内，人满为患。在食堂在宿舍，同学们都热烈地争论选举中的各种问题。第一次真正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大家对投票的态度都非常认真。北大竞选有一个重大特点，那就是“务虚”胜过“务实”。北大的同学们都知道区区区代表的选举并没有多大意义，因此，他们对区人民代表的相关议题并没有多少兴趣，对有关学生的具体利益的问题并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更希望借竞选的机会表达自己对天下大事的看法。在北大的竞选活动中，大多数同学关心的热点始终是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改革，中国的自由民主。因此，北大的竞选活动不仅是一次基层民主的实践，而且还是一次自由民主理念的深刻启蒙，是一次自觉追求自由民主的的英勇抗争。
应该承认，北大竞选活动的成功，也是和当时中国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大校方的宽容态度。尽管这次竞选活动后来仍然被最高当局所否定，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自由民主理念的广泛传播，而参加竞选的代表人物一般也并未受到特别严厉的惩罚。这是过去二十多年来民主运动中少有的一次成功。
毫无疑问，和二十三年前相比，今日中国的政治环境要更加恶劣得多。“六四”之后，中国的民主进程横遭阻断。前几年，也曾有个别异议人士（陕西的赵常青，北京的何德普等）试图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县区级人民代表选举，重新开拓民运空间，但受到当局严厉打压。今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形势在某些方面出现某些细微的变化。一批独立候选人挺身而出，某些媒体一度给与某种正面的报道，也有个别独立候选人成功当选。但是从整体上看，当局依然对竞选采取了敌视和压制的态度。如果我们把选举分成三个环节：提名，竞争，投票。那么，破坏选举总是从控制提名和阻止竞争这两者入手。当年北大竞选，提名权在选民手里。任何人只要获得所在选民小组的同意，或者是得到一定数量的选民支持即可成为候选人。为了在众多的候选人中确定正式候选人，是由全体选民投票进行预选，预选中得票居先者则成为正式候选人。然而在今年的选举中，许多选区的所谓选举委员会却公然越权，单方面作主，从众多的候选人中挑选出某些人成为正式候选人。当年北大竞选，我们有着比较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展开竞争。台湾即便在威权时代，竞选也是真刀真枪；每逢选举，民间的言论格外开放，故有“民主假期”之称。反观今次北京的选举，当局对言论的控制如故，独立候选人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和对手展开竞争；甚至还有对独立候选人公开恐吓或以开除解聘相威胁。这样的选举，不是骗局是什么？
今年的选举，选民的态度十分冷漠。这也在意料之中。这与其说是因为中国人对政治对民主不关心，不如说是因为国人早已对当局彻底失去信任。中国的民主运动正处在艰难时期。但是我们仍然对自由民主在中国的胜利充满信心。我们仍然需要从各个方面推进民运（包括鼓励和支持基层竞选）。因为唯有通过不懈的抗争，我们才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