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省“革委会”对邓小平规定：不许随便外出；不许与外人接触。邓小平仍然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他们劳动的工厂－－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地处南昌郊区新建县望城岗的省庄村，是一个不足百人的小厂。
要百分之百保证邓小平安全
为了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周恩来曾经通过电话指示江西省对邓小平劳动期间的一切做了周密的安排。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昌奉曾给中央领导人做过警卫，深知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是安全。因此到了厂里便开门见山、加重语气地对厂革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罗朋说：“你是厂里的主要负责人，现在省革委会经过研究决定，把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你们厂。”
罗朋马上紧张了起来，问：“什么任务？”
陈昌奉说：“中央决定把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放到江西劳动。省革委会决定把他安排在你们厂。具体任务有三项：一、确保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的安全。邓小平不仅在国内有影响，而且在国外有影响。同时怕造反派揪斗他，怕坏人把他弄掉、弄死。如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要你的脑袋。总之，毛主席、党中央什么时候要邓小平这个人，我们就要完好地交出。二、车间的劳动由你们安排，每天三四个小时。三、关于如何对待问题，中央对他未作什么决定。至于称呼，既不叫同志，也不叫名字，就叫一个姓，叫老邓。”最后，陈昌奉又特别强调，“邓小平在此劳动，你们厂工人知道就行了，不能告诉家属，要保密。”
不准造反派揪斗
就在罗朋为邓小平的安全严密部署的同时，造反派也在千方百计地打听邓小平的下落。一天，有几个人在厂子周围转来转去，鬼鬼祟祟地问工人：“听说邓小平在你们厂劳动？”工人回答说：“不知道。”工人的敏感性很强，回厂后马上把这一情况向罗朋汇报。罗朋立即召开厂保卫小组会议，说：“最近有些来历不明的人在打听邓小平的下落，要提高警惕。绝对保证邓小平的安全，这是总理的指示，要把它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地执行。”
但是，要做到绝对保密是很难的，尤其是对于当地的造反派来说，保密就更困难了。有一天，突然开来几辆大汽车，车上站着耀武扬威的造反派。领头的跳下车，气势汹汹地说：“我们要见邓小平！”
“你们不能进！”把门的老党员站在车前理直气壮地说。
“你算老几？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派你们还要保他，你们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造反派头头不可一世地说。
“保护邓小平的安全是周总理的指示；不准任何人揪斗邓小平是省革委会领导小组的明确规定。如果你们要揪斗邓小平，就拿出省革委会核心小组的证明信。没有证明信口说无凭，什么人来，我也不能交邓小平。我这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没有错！”罗朋毫不退让。
造反派走了。但是他们并不死心，又通过县革委会副主任联系揪斗邓小平的问题。这位副主任摆出一副对任何人、任何规定都不屑的气势。带着人马向修配厂奔去。他不顾门卫的阻拦，闯进了工厂、闯进了车间。车间主任陶端缙急忙上前挡住他。陶端缙后来说：“我当时真是紧张。我再回头看看邓小平，只见他很镇静，仍然在那里一板一眼地锉零件，毫不慌张。真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
富有经验的罗朋马上赶到车间沉着应对。这位副主任率人揪斗邓小平的计划破产了。县委请示省里同意，给擅自闯进厂里干扰邓小平正常劳动的副主任以纪律处分。
刚正依旧保小平
邓小平之所以能在江西的三年多时间里安然无恙，后来身体强健地回京工作，除了毛泽东的“区别对待”、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外，不能不提到当时新建拖拉机修配厂的党总支书记、厂革委会主任罗朋。
罗朋是20多年前邓小平的老部下。他万万没有想到相隔二十几年后与老首长在这样的境遇中相逢。但是他之所以对邓小平悉心关照，绝不仅仅是因为部下与首长的关系，而是因为罗朋有着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刚直不阿的品格。
罗朋敏锐地觉察到中央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这说明毛主席对邓小平还寄予希望。他知道，受冲击的老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会产生紧张的心理，因此首先考虑到要让邓小平放心，不要使他思想有压力。于是，在邓小平到厂里以后罗朋就悄悄地告诉他：“我在晋冀鲁豫军区工作过，曾是你的部下。”邓小平听了以后微微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了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邓小平问：“这个厂有没有红卫兵？”罗朋告诉他：“厂内老工人多，一心搞生产，没有红卫兵。”“你劳动的车间也是老工人多，他们都很守纪律，你在这个车间劳动可以放心，不要太累了，要多注意休息。”罗朋还对邓小平说：“有间房子在我对面，原来是办公室，现在专门腾出来给你们用。劳动累了，或者不舒服时就到里面休息。我在对面，有什么事要我处理就及时联系。”
能否保证劳动时的安全是保护邓小平的关键所在，为此罗朋将他安排在忠厚老实的党员支委委员陶端缙的修理车间干活。他事先对老陶说：“政治上一定要设法消除他精神上的压力，生活上尽力让他觉得方便，让老邓自己感到和大家在一起放心，心情舒畅。”
走进车间一切由我负责
邓小平要去劳动了。尽管刚刚来到这个新的环境，尽管有许多家务还需要安顿，但是邓小平向负责监督他的黄干事提出：“明天去劳动吧！”黄干事说：“好。”“几点？”“八点半。”邓小平说：“好。”邓小平说话办事向来简洁明快。说干就干，从不拖泥带水。
陶端缙憨厚、朴实、诚恳。为了保证邓小平的安全，他认真负责、周到细致。他回忆说：“当时邓小平是戴着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到这里来的，可上面叫我保证他的安全。我是工人，我不管那么多，既然是来劳动，又是60多岁的老人了，分配点轻活，能干多少干多少，这不犯法。于是我便对邓小平说，我们修理车间有4个班，其中3个班是修理班，一个是电工班，您就清洗清洗零件吧。”在陶端缙看来，清洗零件是个轻活。
邓小平点点头，迅速卷起袖子，把要擦洗的零件泡在盆子里，一个一个认真清洗起来。但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再加上邓小平有腿病，所以蹲久了，双腿麻木，身子直起来很困难。这种情景被心细的陶端缙看见了，他内疚地说：“尽管事先我不知道邓小平有腿病，但老人家都不宜久蹲，我应该想到，换个活吧！”于是我赶快扶着他坐在椅子上。商量着问他：
“老邓，您的眼睛怎么样？”
“还行。”
“那以后您就看看图纸吧。”陶端缙想看图纸省力气，也可以坐着。
“看图纸恐怕不行，线太细，看不清楚。”
“那您锉锉零件吧。”
“这个要得。”
“这可是个体力活。能行？”
“50年前我干过钳工，累点没关系，可以出出汗。”
于是干什么活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从北京来到江西、从中南海来到新建，尽管邓小平对任何境遇都能采取达观的态度，但这毕竟是陌生之地，一开始他很少说话，但渐渐地，他感受到了温暖，感受到了工人的忠厚和善良。他和工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工人的眼中他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在邓小平的心目中，工人师傅是他在危难中可以依靠的朋友。
作者: asp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