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权者自改革开放以来，存有一种观念，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民便能忍受它的专制统治。这种观念，在香港已为七一大游行和元旦十万人示威所否定，在国内也不切合实际。毛病是，经济发展在没有政制民主改革相配合的情况下，官僚极度腐化，社会财富涌向官僚、官商、奸商和富商，贫富悬殊严重；加之权力集中，官吏施政和公安执法不受制约，以致人民大众多数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无奈状况，尤其是贫穷的农民和下岗的工人。
人民生存权直接受到威胁
中共领导者向国际社会辩解说，人权在中国首先是生存权，好象说中国人只要有饭吃便不需要其它权利。其实，中国人民在现政权下不仅人权被剥夺，连生存权也时时受到威胁。贫穷农民和下岗工人生存权濒临绝境不用说，连本有生存权的人其生存权也受到新的威胁。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拆迁户，他们本来尚有陋室可居，碰到官僚和地产商勾结圈地，破旧的家园马上变成废墟，所得的微薄补偿，远远无法在原居地或附近安家。这种被胁逼的徙迁，各个大小城市都有，而且从来无申诉余地。像上海这样经济发展居全国之冠的地方，拆迁户之无奈，连替他们诉讼的律师都要琅珰入狱。著名律师郑恩宠事件发生在上海，正严重地反映出上海市委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以求自保，已达到何等狂妄的程度！怪不得张伟国在论到郑案时，直指上海市政府己“黑社会化”了。经济的发展与专政的堕落并存并行，在上海处理郑案上是最有代表性的。
其次，人民生存权所受的威胁，表现在累累的惨案上。孙志刚之死是去年受警权虐杀的最著名惨案。孙志刚这位湖北大学生，仅仅因为没有身份证，竟在收容所里被活活打死。人民的生命在公安手里简直连蚂蚁都不如。同类事件，在河北，有邯郸市医科青年冯文青，因醋意与人打架被抓，在派出所里无端死亡；在山东，有平度市女基督教徒张洪美，因参加地下教会活动，被公安逮捕后向她家人勒索三千元，家人不允，惨遭公安折磨致死。最凄惨的是幼儿李思怡之死。李思怡母亲因吸毒在成都金堂县被抓，小思怡只有三岁，被锁在家中十七日无人理会，活活饿死。此事由成都商报女记者李亚玲报导出来之后，全国哗然。
五十位异议人士被捕和判刑
暴政在威胁到人民生存权的同时，又尽力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封锁新闻，箝制人民之口。但是有压迫必有反抗，官僚们便企图将反抗消灭于萌芽状态。
重庆异议人士杨银波，以个人力量，收集了廿五个省市的资料，写成《二○○三年中国民间人权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权状况，二○○三年是“白色恐怖”年，全年有五十位异议人士被捕和判刑。他们是：北京的何德普、姜力钧、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杨建利、徐永海、刘凤刚、张胜其，上海的戴学忠、韩立法、桑坚成、郑恩宠，四川的黄琦、欧阳懿、李志，陕西的颜钧、赵常青，湖北的杜导斌，辽宁的姚福信、萧云良，河北的蔡陆军，广东的王炳章，吉林的罗永忠、贾伟，新疆的陶海东，重庆的罗长福，福建的李江凡等八人，江苏的张玉祥，山西的邸天贵，以及在四川被判刑的西藏活佛阿安扎西等十二人。
这五十位之中，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是“新青年学会”的四君子，他们摹仿毛泽东青年时代成立新民学会的办法，“嘤鸣求友”。回溯当年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湖南在暴虐的督军汤芗铭治下，其学会并未受到取缔，现在共产党竟将四君子尚未成形的社团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分别判处十年、八年重刑，其政治宽容度比军阀汤芗铭都不如！
五十人之中的何德普，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连络赵常青、姜力钧、欧阳懿、戴学忠等人，写了《致中共十六大的公开信》，全国十七个省市有一百九十二人签名，提出六点建议和要求，即：重评六四、抚恤受难家属，允许政治流亡者回国，恢复赵紫阳自由，释放良心犯，敦促人大批准国际人权公约，从县市级民主选举逐步过渡到全国最高公职选举等。桑坚成因散发此一公开信而受到牵连。这样的上书只是表达一些要求，怎能被指为是颠覆国家政权？百多年前康有为公车上书，受到光绪皇帝垂青，今天共产党连满清皇朝都不如，其政治意识倒退到这般程度，怎能奢谈自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五十人之中的姚福信和萧云良是工人领袖，因领导辽阳工人大请愿而被捕判罪，杨建利从美国哈佛大学僭回中国了解辽阳工潮而被捕。王炳章是在越南的中国边境被绑架过去的。其余如杜导斌，是著名网络评论家，罗永忠、李志等均因在网上发表文章被捕，黄琦因办︽天网》网站，转载六四文章被捕，这些人都是运用现代先进网络科技，冲破思想牢笼和信息封锁的勇士；他们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失去自由，成了现代文字狱的受难者。
新民权运动兴起并取得成就
但中国仍是值得乐观的。虽然当局严厉收紧统治尺度，镇压异己份子，而民间自发的护权运动正在一波波地兴起。因此，四川学者王怡称去年是“新民权运动”年。这样的称呼表面上似乎与杨银波所说的“白色恐怖”年相反，其实不然，杨指的是当局的镇压，王指的是民间抗争的兴起。
去年民间维权运动表现得最出色的，是在双孙事件上，也即孙志刚事件和孙大午事件。湖北青年大学生孙志刚被毒打致死，震动甚大，此事引起法学界、学术界以及中共党内良心人士普遍关注，他们除了谴责警方无良行为之外，进而追索到国务院八二年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法性，认为它是违宪的，因而北大三位法学博士上书人大常委会要求覆审，结果国务院作出响应，废除遣送办法，改为救助管理辨法。这是民间维权运动一次大胜利。
河北农牧企业家孙大午被捕，其震动幅度同样极大，不少有名望的人士纷纷出来支持他，三位律师同时出庭为他辩护，其中张星水律师的辩护词公开揭橥人权高于法律。他强调，人权是天赋的，法律是由人制定、理应为人类社会的公义服务，故恶法僵法必须废除。这篇辩护词简直是一篇鼓吹法律改革的檄文，空谷惊雷，震聋发瞆。就是凭着这种理念，他们连同五位学者向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重审“非法金融活动取缔办法”的请求。孙大午案的结案，基本上也是民间维权运动的一次胜利。
双孙事件中所表现的维权运动有一重要特点，即参与抗争的，己不止是异己份子，而是一整批在社会上有名望的学者和专业人士，故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其影响力和社会效应便不同凡响，使得当权者感受到难于阻挡的社会压力。
良心人士涌现成为社会脊梁
民间维权运动另一股力量就是社会上不断出现一批批新的知识群，将他们说成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归类，实际上，他们代表了社会良心，成为中国社会的脊梁。他们不同于民运人士，并无组织形式，但彼此呼应迅速，主要的“武器”就是一枝笔。凭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他们从网络上取得讯息，利用网络互相沟通，不停地在网上发表意见。这是越过官方新闻出版封锁突围而出的有效办法，因而形成一股官方无法根本扼杀的舆论力量，在国内国外都产生广泛影响。
官方去年对网络人士的镇压，曾激起他们发起一场广泛的社会签名运动，一次是拯救“不锈钢老鼠”刘荻，另一次是拯救杜导斌。两次签名分别都达二千人以上，声势浩大，成了民间之前从未有过的公民抗命活动。刘荻之被判无罪释放，固然同温家宝访美的人权外交姿态有关，但社会良心人士的广泛签名，实已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关涉到一位年轻在学的女子，官方不能不顾虑到社会舆论同情的威力。
民间维权意识亦表现在对官方有关传染病新闻封锁的厌弃和憎恶上面。在萨斯问题上，去年蒋彦永医生的披露和今年广州《南方都市报》的踢曝，都受到人民颂扬。同样的，高耀洁医生和万延海对爱滋病的揭露，也深获人民支持。
并不是所有民间维权运动都是理性的，一些当场令市民愤忿不平的个案，演成暴力冲突。去年九月湖南岳阳纪委官车路见群斗中一少年被砍而不救，当场引来上千人包围。去年十月山东邹城城管队故意辗死小贩，引起数千人暴动，打烂市府公物。
胡锦涛面临新的挑战
胡锦涛和温家宝掌政之初，正是民间抗命运动兴起之时。他们心知肚明，在高压权力底下社会矛盾之弦紧绷，农村像一座待爆发的火山。所以一上台便表白亲民态度，强调关注三农问题，放宽农村人囗入迁城市条件，后来又废除城市流民遣反办法，最近更下令各地在年关前尽力解决拖欠民工工资。所有这些，其目的在于缓和社会矛盾，扑灭火头。此外，他们又在修宪中列入尊重人权条文，聊聊几个字，虽显得敷衍，也算是一种进步。至于《新闻周刊》年终特别推出“新民权行动”，转载社会脊梁王怡和秋风所写揭示今年是新民权运动年的文章，是否别有动机，尚待观察。
总之，胡锦涛已感受到民间自发人权运动的压力，正如他们感受到香港民主诉求的压力，以及台湾大选的压力一样。这是他们需要面对的新课题。新课题需要新思维。他们能否摆脱江泽民的旧思维框框，正是测量他们政治智能和勇气的时候。
《开放》04年2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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