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我们身处的恶劣新闻环境和个案，就明白人们是怎样遭受愚弄和洗脑的。自由距离中国人不是近在咫尺，而是非常遥远。
中国大陆所有媒体──报刊、电视、电台、网站，皆为官方垄断和控制。党化的报刊、电视、电台，抛开新闻媒体理应扮演的“社会公器”角色，惟当局意识形态是瞻，各级宣传部是这些媒体的幕后老板，他们几乎每天下达政治性报道指令，大到禁止对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受逮捕的政治犯进行报道，禁止讨论修宪、禁报sara、封杀蒋彦永等等，小到禁止对矿难、井喷等恶性个案的报道。其目的就是愚弄公众，压制异见，屏蔽真相。但是对各地领导的巡访、会议、形象工程、官员政绩，大肆报道。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温家宝代南方一村妇讨要欠薪，该村妇竟然被央视评为十大新闻人物。村妇固然让人同情，新闻界颠倒事件主次，扭曲异化，犹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
中国媒体整体呈现两个特征：官办市场化、暗箱操作。所谓主次流媒体的划分，是以行政级别作为标准，中央和省级媒体被视为主流，往往这些媒体资讯最贫乏，对新闻事件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影响当地形象的负面新闻干脆不报。主流媒体，当以客观立场、新闻价值、发行量、广告收入为判断标准。以这个标准，中国没有一家媒体做得到，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
同时，中国媒体还伴生两个互为悖谬的特性：政治性和商业性。政治性体现在：国防、外交、贸易等重大新闻，由新华社和央视包办，地方媒体没有资格报道；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中宣部一杆子捅到各地各级宣传部，什么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会发出明确指令，或者中宣部安排新华社发通稿；省市级新闻，也按此方法操作。媒体在中共体制内属于事业单位，审批权掌握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也就是说，媒体的社长、台长、总编等高层人物，都由政府宣传部任命，实际上他们都是政府官员。社长、台长、总编的乌纱帽给谁，能戴多久，是以听党的话为前提的。这样的党营媒体，稀缺的是遵循新闻规律，独立立场，甚至批评的声音。
在1990年代，大部分媒体的财政拨款被取消，进入市场化运营，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依然忠实于中共。中国媒体全为官方经营，法律上禁止民间和个人投资媒体，至今尚没有新闻法，新闻职业操守非常匮乏。这种政府对媒体全面严厉控制的现象，在全球非常罕见，仅见于朝鲜、前伊拉克等少数几个独裁国家。“官办市场化”模式，首先是将新闻高度意识形态化；其次，媒体经营权由政府独占，实行新闻垄断；再次，社会受众被剥夺了更多的知情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官方的价值判断和新闻取舍，并不代表社会公众的选择。三个代表到底代表了谁？人民是被尊重的，不是谁能够代表的。因此，“官办市场化”模式，表达的是强制性、无理性，官方独占垄断是真，所谓“市场化”，是借市场的名义，对广告资源进行掠夺性垄断，达到圈钱目的。
近十年，流行“报业集团”、“期刊集团”、“广电集团”的媒体组合模式，但是脱离不了“官办市场化”模型制约，实质上是在强化垄断性。《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联合组建的“特区报业集团”，表面上看是联合起来与广州媒体竞争，特别是针对《南方都市报》攻城掠地挖掘深圳新闻资源的对策，实际上是为了最大限度垄断深圳的广告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甚至不惜动用卑劣的行政手段，封杀对方。这些集团里衍生了一些政治色彩稍弱的子报子刊子频道，打着都市报、商报、娱乐财经频道旗号。不能否认，这些新的媒体品种，在内容上尽力向读者和市场靠近，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部分新闻和资讯消费需求，最低限度提供了某些社会事件真相，但是，距离与开放社会匹配的新闻自由环境，仍然远远不够。但是，这些媒体的样报样刊、节目内容要随时送报宣传部门审查存档，如有违规，政府会借助行政手段强制整治、停办和撤职。《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主编和记者屡遭打压，湖南电台的“罗刚事件”，马立诚出走就是先例。《南风窗》和《财经》，不属于哪家集团，在中国新闻垄断的体制下，他们拿捏不惹恼当局的底线，将新闻理念和批评精神做到了最大化，仅见的几个异数。
新闻媒体惯有的党化畸象，只有一种声音，实在不是一个开放、市场化社会所应具有的，非常畸形。即使按照当局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政策，须知市场化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就是多元化，兼容并蓄。由此可见，所谓的媒体“官办市场化”，是个十足的“豆腐渣工程”。既掩盖了中共作为执政党的透明度，特别是打断了社会公众监督执政党的通道，同时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谎言遮蔽了真相。诚实地讲出自己的观点竟被视为异端。大批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观点，即使是为国家计，是善意的、建设性的，也被媒体完全扼杀。他们的学术研究和文章，只能出口转内销，或者“偷渡”进口。悲哀的是国家，耻辱的是政府，伤感的是异见者。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