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佩辛灏年先生，敬佩他坚韧不拔的意志。他在国内红色恐怖的环境下写作和基本完成了醒世之作《谁是新中国－－中国现代史辨》的初稿，以浩然正气揭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苏联的附庸，之后又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搞武装割据。在抗日战争中，消极抗战，积极扩充实力，从而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以武力打败了国民党合法政府，实现了专制政权的复辟。在写作过程中，为了防范共产党的觉察和加害，他每写好一页就连忙锁进抽屉，连老婆都不让看。每写好一节或一章，即烧毁或撕毁，有时一连烧、撕五、六次，以至自己几乎达到了可以全文背诵的程度。为了把书稿带出国外，辛先生又把书稿写在几本厚书的天头、地脚、中缝和页边当作眉批脚注、甚至用作礼品的包装纸，以防被海关查获。辛先生所承担的风险和压力是一般人无法忍受的。辛先生所付出的劳动和艰辛也是一般人无法支付的。
我敬佩辛灏年先生，敬佩他自强不息的精神。来到西方自由世界以后，辛先生住在简陋的地下室里伏案笔耕，历时十余载（从国内秘密写作算起）终于完成了《谁是新中国》这一宏伟巨制，为中国和中华民族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他个人却没有得到多少好处。辛先生在新唐人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说：他受到的压力比在国内还大。他说：共产党恨我，国民党嫌我，民进党厌我，有些民运人士看不惯我。我简直陷入了四面楚歌。但是，辛先生并没有被压倒，他还在勤奋的研究着、耕耘着。在《谁是新中国》中、英文版皆成书出版的同时，辛先生还写出大量作品发表在《黄花岗》、《民主论坛》等刊物，并提出了具有高度理论概括性的“新十六字纲领”：驱除马列，还我民国；实现民权，爱我中华。
我敬佩辛灏年先生，敬佩他不辞劳苦的作风。为了宣扬和普及《谁是新中国》和“新十六字纲领”，辛先生把这两大巨制变成了有条有理、自成体系的讲演稿，并不计报酬，四处奔波，在美、加各地作了上百场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演讲。在北美，乃至全球的华人中引起了强烈的政治振荡。
我敬佩辛灏年先生，敬佩他不计个人得失的品德。辛先生把他的呕心沥血之作《谁是新中国》放在网上，任人自由下载。他义务承担《黄花岗》杂志主编，不仅没有分文薪金，而且把自己的稿子发在该刊上（辛先生的主要作品都刊于该刊），也不收分文稿费。许多爱国侨胞看到辛先生生活太清贫，主动捐款给他改善生活，他都婉言谢绝。在推脱不掉的情况下，他又动员他们捐给《黄花岗》杂志。和辛先生相比，国内外许多唯利是图、贪污受贿之辈理当无地自容！
我敬佩辛灏年先生，敬佩他谦虚谨慎的态度。我不同意他把国民党党国称为新中国、把蒋介石尊为民族英雄，认为这是他陷入四面楚歌的主要原因，因而写出《辛灏年先生为何陷入四面楚歌－－粗评醒世之作〈谁是新中国〉》。在该稿摘要刊登在《民主论坛》之际，笔者把全文发给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辛先生还没有看到我的全文和发表稿，就立即回信（电子邮件）表示，“你的顾虑是多余的。我喜欢听到不同的意见。”作为学术界的名人，如此虚怀若谷的人又有几个？
我敬佩辛灏年先生，敬佩他矢志追求真理的决心。在他主编的《黄花岗》杂志上，哪怕与他本人的观点针锋相对，只要言之有理，他也照发不误。笔者与王希哲先生就斯大林是不是民族英雄发生争论，写出《斯大林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罪人－－答王希哲先生》一文。考虑到王希哲先生在中国当代民运的地位和声望，我自知此文很难发表，但是我又不愿意不让王先生看到此文。于是，在没有王先生的地址的情况下，我只好以电子邮件发给辛先生，请他转给王先生。没想到很快就收到辛先生的答复，辛先生在回件中说：“……我会将你的稿子传送给王希哲先生……另外，你的稿子是有相当可取之处的，有些看法也很好，所以，只要你愿意，我认为黄花岗杂志可以发表。何况有些事情，也是愈辩愈明……在观点和看法上有所不同，事属正常。如果一个人永远只要别人听他的，那就糟糕了……”短短几行字，令我感慨万千。辛先生别无所求，其矢志所追求者，唯真理耳！
行文至此，我由衷希望，在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阵营里，多一些辛先生这样的人。若有众多如此学有所成、德高望重的人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计个人恩怨，联合起来、共同奋斗，何愁共产党党党国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