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量出现公德败坏、诚信崩溃、见利弃义、唯利是图、巧取豪夺、唯权是附、只见眼前、不求长远、欺诈成性、坑蒙拐骗、笑贫不笑娼、有奶便是娘等种种丑陋卑下的现象。人们一面痛恨咒骂着腐败，一面巴结着特权仰慕着腐败，国人纷纷在庸俗化野蛮化流氓化禽兽化的小路上飞奔。此乃民众的无耻。
经过文革空前的摧残和八九暴力的践踏，知识份子的精神水准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全面实现了四化：商贾化政客化妾妇化流氓化。没有自我，没有脊骨、没有精神，没有担当，没有思想锋芒，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由意志，只有利益话语、权力意志，特权崇拜，只有臣妾心态、奴才主义、妾妇人格。他们或鲜廉寡耻唯利是图苟同苟异党同伐异，或揣摩圣意请功邀宠与狼共舞为虎作伥，或以不正当手段图谋不正当利益。无绿“政治腐败”，就大搞“学术腐败”，不能亲当凶手，就争当帮凶帮闲并以此为荣，成了鲁迅笔下“无论什么都可以闭着眼睛发出去”的“无耻群”。此乃知识份子的无耻。
城管执法暴力化、公安警察土匪化、执法机关流氓化已成为普遍现象，此乃执法人员和执法机构的无耻；“见钱就收，不给就借；见位就抢，见国就出；见机就投，见色就好！”在“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的招牌下大干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勾当。此乃官员的无耻；官场上高层次的无耻行为则是强奸政治强奸民意，挂羊头卖狗肉拉大旗作虎皮，“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大搞权贵资本主义和权力经济，此乃政治的无耻。
群众无耻，领导更无耻，贫弱群体无耻，权贵集团最无耻。上上下下不以奴隶奴才帮闲帮凶为耻，不以贪污腐化假冒伪劣为耻，不以装神弄鬼虚伪狡诈为耻，不以自轻自贱谄上欺下为耻，不以依赖无赖专横残暴为耻，不以枉法违法无法无天为耻。民众被剥夺了经济文化尤其是政治方面许多现代人理应享有、西方人早已享有的权力和自由，被当作贼一样严密防范着、傻瓜一样骗着诈着、奴隶一样严苛使唤着，不以为耻；党和政府则把党权政权无限放大，把民权人权无限缩小，把成绩功劳无限放大，把错误罪恶无限缩小，甚至把错误罪恶当作成绩功劳吹嘘炫耀，不以为耻…。
曾经有人比较中西文化，认为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强调原罪，因此有向上帝忏悔一说。耻感文化则强调外在的约束力。所以中国人比较注重他人、社会的评价。其实耻感文化之说并未触及中国文化实质。儒家“有耻且格”的人格要求并未得到贯彻落实，官场中实行的实为法家无耻无格的权力主义人格。
历代无耻之徒层出不穷。如三国时有个杨松，“一人而三反”，出卖主子张鲁，为曹操打败张鲁作出了重大贡献。又如为巴结讨好魏元忠而亲尝其小便的郭弘霸：李贽《初潭集》记载，“郭弘霸为右台御史，时御史中丞魏元忠病，僚属省候，弘霸独后人，忧形于色，请视便液，即染指尝之，因贺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当即愈也。’”然而，他们的下场或结果往往不妙，曹操“斩杨松于市曹”，罪名是“卖主求荣”；魏元忠对郭弘霸“恶其媚，暴语于朝。”给他曝光显丑。顾炎武曰：“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清朝时文人写错一字、说错一词都会遭来灭门之祸灭族之灾。中国士大夫从此变得特别无耻起来，所以鲁迅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
而今无耻之尤特别多。不仅士大夫无耻，官场无耻，而且全社会的耻感都丧尽了。愈是无耻，愈是在官场上受到重视、重用，愈是在社会上占尽好处、上风。我在《戏子中国》一文中曾指出：中国官场如戏台和妓院。生活中的婊子戏子，还能给部分人带来肉欲的满足和审美的愉悦，政治上的戏子婊子，却一无可取，无利有害，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只能是持续的落后、愚昧和灾难！
在伟光正的领导、怂恿、鼓励之下，中国人原有的劣根性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英雄消失了，狗熊奸人当道逞威；人性血性衰微了，奴性兽性迎风招展；正人、雅人、信人、贤人、真人、佳人、高人不见了，中国成了小人、浑人、伪人、丑人、贱人、匪人、哑人、阉人、妖人、恶人的天下；正气、大气、和气、义气、豪气、锐气、骨鲠之气、浩然正气统统消散了，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臭气、邪气、毒气、疠气、浊气、小家子气、沈沈死气、蛮蛮杀气！中国成了无耻之徒的狗窝银窝金窝，中华民族已堕落成一个令人厌恶彼此厌恶的民族！
民格不存，国格何在？人民没有尊严，国家尊严何在？民众、官员，知识份子、党和政府皆丧失了羞耻之心！比起使馆被炸、飞机被撞、珠海卖淫女被日本鬼子买春等耻辱来，这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灾难，这才是最深重最难以洗刷的国耻啊。
(－－转自《黄花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