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真正清除腐败的办法就明摆在那里了：
将具有就引发腐败的文化废除，以不列发腐败的文化来代之。
人之初，其性不恶也不善。先有观念而后才有人的善恶，因而善恶不是物质之人的自然性质，而是塑造人的那些观念的性质----是观念的真假决定人性的善恶。从人的理解出发，觉得观念只是让我们达到明白的“意思”，但人并不是达到明白就完事了的，我们的一行一动都是用明白推动才能发生。因而导致每一具体明白的那些观念是善恶美丑的真正根源。我们意识里的每一个明白，到了实践里其自身就分解成许多的环节和过渡，而我们的意志只受到要达到目的的驱动，扑向目标，根本来不及反观目的在实践里都包含些什么样的过渡，是怎样完成这些过渡的，目的在实践里自行分解为许多步骤环节，即使它是一个假观念，自身含着明显的裂隙，它也分散消溶在不被察觉的实践推进里，无法被经验所直观到。
我们就借对“神”这个概念的分析，来向读者展现这里的关系。
一、其实“神”也是因为“要”理解，并且是一种特殊的理解
所谓人文初开，这句话的直接的意思是：人从纯粹的动物升华出最初的，最简单的，最直接的理解能力，“理解”在我们的经验中总是被看成一种主观能动的努力，可最早的智人的形成并不是个努力行为，其前他们还没有知，又怎么会有知的选择与要求呢？智慧的造成是环境中的自然后果。如果不是从经验体验，而从“发展心理学”或“心理形成学”的角度来观察“智力形成”，就能理解到：所谓智力，其天然性质就是理解，人除非不进化为智人，一旦进化成为智人，理解倾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代哲学、科学，所强调的“先有假设，而后去证明”这个科学的方法，其实是理解能力的天然本性，并非是人的主观要求。因经验的生动性将其掩盖了。所以----人类一旦从动物进化成为智人，立刻就假设了整个宇宙（自然界）是人类智力所可以理解的。----其实这不是我们心灵的假设，而是客观物质的意识机能的----机能性。因为理解是已知的必然设定。
可是，直到到今天，我们的心理在体验上还总觉得这是一个由心理做出的假定。因为智慧是理解的流射，而理解总是指向对象的，宇宙事物全是对象，生命的这一“流射”----碰上任何对象就当然地设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功能就是理解，不论理解了与否，它都认定理解是可能的。正是在理解里，有了最初的朴素型直解和理性间接性理解：原因是有的事可以被用已知朴素地直观理解，有的事不能被已知马上给予理解。对不能直接理解的事，要嘛暂停理解，要么就得设定那是比人力更强大的力量----其实，这也是一个理解。
别忘了：人类，除了理解，还有期待----人得往下活，活需要条件，就期待风调雨顺，期待丰收，期待事事顺通。如果人的理解机能与还要往下活指向----期待心理发生了综合呢？
从对可直接理解的体验里，人类感觉到了自己心灵的运用----是原因，是力量，有其价值；人类从这里体验到自己的努力是某种后果的动力，对一切尚不能理解的事物呢？就很自然地肯定并寄予给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我们的祖先，一方面得用自己的努力去为自己的生存创造条件，就必然碰上许多的障碍；另一方面又相信有比自己还要强大得多的力量；再加上对好运气的“期待”----要求幸福愿望；期待的驱动就不可扼止地落到对人力背后那更强大的力量的承认与恳求上，这就综合出祷告，祭祀、巫术，宗教----神。
“神”这个词的“根”其实就是“能量”、“原因”，不过含着“强大”、“超越”、“不能面对”、“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人力不可测度的”……这些主观立场就完成了对、学一样----都是出自理解的要求。是承认理解的无能却又不甘心的一种理解假设。对“神”这个概念的拆卸，我们也就可能对它的形成做出这些过渡上的领略，其过渡的环节因分解在实践的努力步骤里，是无法被经验体验到的。它的形成史所以就淹没在实践中，是因人的实践除了能看到目的，并围绕目的，是看不到目的以外的东西的。
同样，对我们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发生效用的“共产”，从直观上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它比虎比狼比野兽更凶更恶更残忍的那些性质，人们会说“共产”不就是两个字符，一个词吗，它又有什么力量？人的如何行为是听凭了自己的意志的选择，与这个词有什么关系？日常理性忘了的是：不经由观念人的意志又从哪里来呢？何况，可以经验的事实是：同为共产党员，既有非常之恶的，又有不怎么恶的，甚至也有很好很正派的。人们所直观到的事实不支持“共产”这个词是灾难的渊薮。不认它就是中国社会腐败的力量所在，不承认它对人比人自己还有力量，有根本的规定性。下边就让我们做解开这个迷团的尝试----二、对“共产”一词的理性思辩
整个宇宙事物，不管是它们的存在本身，还是它们自身的或与他物的联系，都是语言的反映对象，经语言反映了，才是人所可以把握的。可宇宙事物首先是存在，在存在里才包含联系。所以心灵所依仗的概念既有质，也有关系。“共产”概念里的这个“产”字，说的是质，是存在，有其自在性；而“共”说的却是关系。关系是事物的关系，不是关系的关系。事物是自在的，它自己的存在包含了它的性质，也包含了它的关系。它自身各质点的关系以及它与外部事物的关系都只是个发现到与未被发现到的问题，还有一个发现的真与假的问题。所有的宇宙事物都有独立存在性，所以是我们可以朴素地观察（经验）到的，这一点永远不会犯错误。但各独立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则可能观察不到，或不是准确地观察到。比如：我们所直接经验到的大地是平的，这个观察就挡住了我们对“地是----球”的的可靠把握，同理，我们能知道什心是独立，什么是共同，却未必能明了“共同”并不像独立是有自在性的。
在必须的事件和必须的场合下，个体事物才有“共同”性联系----社会“生产关系”当然也可以出现共同性联系。这个经验也不会错，能错的是：我们在肯定这一共同关系时往往忽略了关系的区别----共同性是独立个体的共同性，不是共同性的共同性；处在共同性里的个体依旧还是完备个体，并不改变其原有的独立性的个体，就会承不承认这种独立并不妨碍它的独立。因而“共同性”只是个体性的临时约法，永远不是自在的，它是个此一时彼一时的关系。事物不存在永恒上的共同性。被捆绑在“共同”里的个体事物依旧还是个体，还是独立的。如果一旦由社会用强力把“共”设定为人际的最高和最一般的准则，它就必须通过不间断的实践环节来支持，共性不能在撤去外部支持的条件下继续保持。
如果我们只是观察“共产”，怎么观也观不到它的嗜杀性、残暴性、野蛮性、腐败性----人们会说它不就是一句要用“共同”来保证公平性的话吗？话又不吃人，也没有可直观的机械力……它怎么会是腐败的根源呢？我们上述这些体会都是被观念造成意识之后才可能的，它当然包含不了观念的形成里已包含了对人的意识的支配力。而共产观念在实践的推行中对于人的意识是只突出目的性，并不显现对外力的呼唤，共产目标时刻需要从实践寻求必要的支持，但这些支持因只在实践上，就通过环节逃避在经验之外。共产主义的领袖们能自觉到自己把共产当做目标----宗旨，但并不能自觉到为了这个目标所需要的外部支持，他们的“共产”并不是本己存在。由于它不是自在，人不从外部支持它它就得垮台，为了它不垮就只好不间断地呼唤外力来消灭一切它感到是“威胁”的力量。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共产主义是按照必然律很自然地从一个过渡进展到另一个过渡上的，最后必然导致暴政的，由于“共产”对人的支配被分解在实践的各个过渡里，共产理念之做为暴政的源泉也就是神之不知鬼之不觉。就是当事人明明干了些罪恶，他们还往往自觉为贡献呢！-
---匈亚利事件发生，毛泽东深有感触地对他的伙伴们说，咱们的镇反杀的人多点，但比较彻底，就镇住了反抗，所以就没发生匈亚利事件。他这些话并不完全是撒谎，心理上含有相当的逼真。就连他吹大牛的“大跃进”，他也觉不出是自己故意吹大牛，要知道他得对这个“共产”意识形态负起责任。我们应该知道却没有知道的是：
“共产”概念是个主观流射，在其流射中不含反观机制，并不能使活动在其内的人把智慧反用于对它自身的反观。它就像那飞箭，流弹，只能前进不能发生逆向，永远打不着自己。所以当彭德怀用朴素直觉对“大跃进”做出批判时，毛泽东心理里是真实地感到委屈的，因为他从对理念的维护出发来----发动吹牛，彭德怀从所直观到的事态出发来展开批评，所对是同一事件，取的却是两个立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发生共识的。毛泽东的个性里可以考察到他流氓性一面，但仅仅个性弱点不足以使他如此残暴，也不足以支持起为什么所有共产党领袖都一个德行，一样被残暴。只有他一无反顾地献身共产，并且只对“共产”这个意识的形态负责，那么，这一负责才要求以牺牲其他为条件，特别是牺牲对“人是什么？”的回答为其条件，从而必然地酿成了史无前例的暴政。如果谁要谴责他，他心里还真含着委屈的：
“镇压反革命有何惭愧之有？”毛泽东的话，并不完全是流氓嘴脸，也含着些他对皇帝那件新衣必须的责任，是没有新衣这个事实与硬要人们描绘出它的富丽堂皇，这个要求的责任之间的矛盾，这就必须把所有那些说坦率如童孩的话的人统统打成反革命，要不，谁还不说皇帝光着屁股？！
本文的任务是讨论腐败机理的，咱就得看看“共产”概念本身所包含的腐败的必然力量：在以上行文中我们已指出，腐败的条件必须是双因子性挛?---即必须是假的，是谎的。所谓真假只关系到语言、思想、理性，客观事实并没有假。语言、思想与它所表达的那个事实间的关系不相符合才是假。而语言总和都是人用为理解的，所以真假的第一层关系就是语言的用处对人性的反映与把握上的真与假，因为无论说的话与人性本质的关联是真是假，人的存在都永恒为真，那怕是一个撒谎大王，其人性也是来自自然，是真的----自然律里的人性满足需要与不撒谎的人一模一样，是与那些谎言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人的自然的一面与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面二者之间就存在了一个裂隙----人得屈从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共产理念），否则生命危险，那就拚命地去追随官方吧；人同时也必须受驱于自然的力量，以完满自身的存在。反正人类既有存在的一面，又有必须服从政权的一面，这个裂隙，或这个矛盾怎么去统一呢？那就拚命地使用意识的一面（用说的话来来满足社会）遮挡着自身满足的一面（用实际行动来服务自己），这个关系反映在人的生存与社会联系的统一中就是腐败。
不是毛泽东的时代没有腐败，而是毛泽东的时代没有足以以经济为表现阵地的腐败，它表现在对人的攻击上，就用追随领袖的阶级斗争去完成对同类的袭击。
我们的结论说的是：只要社会有用政权力量来推动的宏观理念，不问这是个什么性质的理念，（无论是超然的“神”，还是个理性原则）腐败都是一定要发生的，并且必定对社会造成空前的破坏。
因此，在一个有政权理念的社会是绝对不可能完成反腐败的。无论你怎么抓人，杀人，没被杀被抓的人还得往下活，活就有需要，有需要就得满足，满足就得撒谎，撒谎就是腐败。所以，要真反腐败就只有取消由政权推广理念，让信仰只属于了自由意志。让社会失去了权威性，从而进入了个体生命绝不受恐怖，人人能够自由地使“证明”方法，去求证社会的一切问题，使证明的方法成为社会生活的一般原则，让证明来代替社会的宏观理念，使证明平等地成为每一社会成员的武器，使社会处在各个分子的不间断地证明互动之中，被证明所荡涤的总是糟泊、伪善、丑恶。公理的证明性成为社会的唯一法则，从而也成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整个社会没有处在证明互动以外的力量，又怎么撒谎去？证明在虎视耽耽地等着一切谎言！
所有个体都是所有个体的伪善、丑恶的可能性的虎视耽耽（人人都处在互为理性的颠覆关系中）。把价值观交给自由意志的个人，是克愿腐败的唯一方法，道德上的善在个体的互为虎视耽耽中找到了可靠的支柱，谁都无法活动在善以外，不受善的监控。
所以说，“腐败”不是不能反，而是凡建立在政权理念上的社会，或以政权为理念的社会反不了腐败。共产党绝对反不了腐败！----因“共产”是个不能自在的理念，是腐败的根源。我们对腐败的证明到了最后，就得出一个真理：对共产，取打倒、推翻、解散、或更换名称，都成！只要社会不建立在统一的信仰上，谁也不敢腐败。所以无论对谁：是对民主派还是对胡锦涛、温家宝，取缔共产是中国历史所绕不过的门槛，审江是中国历史所不能回避的任务。
鄙人请假声明：最近（不一定那天）可能暂停，这次纯属个人的原因。上一次是党的原因。这次没有意外，上次老有人问，这次提前说说。请放心，共产政权不灭，我不会停笔的。预先请个假。谢谢。(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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