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时代亚洲报导， 当李广清（Li Guanqing）展开他150次北京请愿的第一个行程时，他有着平和的信念，相信正义公理是存在的。1980年那年，他的父亲在山东家族的东边屋子里遭人秘密刺杀。由于他父亲曾批评过当地的村长，他怀疑村长难辞其咎，但却无法向警察请求任何协助。因此21岁的李带着毕生微薄的积蓄，艰苦跋涉地从山东来到首都。在那儿，他开始在各政府部门间不停地传送文件，希望有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可以调查他父亲的死因。
但没有人愿意听他。他发现寻找正义公理的结果是，他有如置身荷马时代的长途旅程穿梭在共产官僚体系中。在接下来的24年中，他坚持的信念换来了在拘留所的各种强制劳动。他声称在那儿，看守人员用他的皮带抽打他，并用鞋带勒住他几乎窒息。去年12月，当李广清带着他珍贵的厚厚的一叠文件，试着进入国家人民大会堂的请愿部门时，一位官员抢走他的文件并在他面前点火烧掉。
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比身体上的折磨更令他难受。他说"没有了文件，我没有办法得到正义"。他那张45岁的脸被蚀刻着深深的皱纹令他看起来更加苍老。现在他很担心愤怒的地方官员，对于他在北京对他们的抱怨感到厌烦，而试图伤害他。所以他决定继续留在北京推动调查。"我知道没有用，但我还能做什么呢?"
像李这样无助的请愿者并不只有他一人。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在一处贫民窟找到估计约五万名来自中国各地受欺虐的公民。这个贫民窟就围绕在这条讽刺的路名---快乐路上。 这条路正好在北京30所最大的请愿部门其中一个的前面。贫民窟绝望的居民将装满文件的塑胶袋递给路过的任何有兴趣的路人，令中央政府颇为难堪。
于是，每年人民大会堂在首都召开年度会议，讨论重大的立法和社会议题时，公安会夷平请愿者们的贫民窟。今年，为了3月5日人民大会堂的典礼，夷平行动在一月底开始进行。李来不及躲避，公安部门催促请愿者们上车，将送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他在搜捕过程中失去了他的毛毯和衣服，迫使他在酷寒的日子中，用少量的厚纸板点小火取暖。大部分请愿者的临时住处是以泡沫塑胶、塑胶防水布搭盖而成，都被破坏了。但李说"这些请愿者还会回来。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目标。"
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开始他第一年的执政，请愿者们的怨言赤裸裸地提醒他国家延宕已久的社会病兆。大部分常见的抱怨包括地方政府官员的贪污，土地被政府当局和开发者侵占，用来充实中国的繁荣景象，资金短缺的国有企业积欠工资，不合规定的私人工厂中频传意外事件。有一些事件无疑是伪造的，但大多数不是。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一月对国营新华社坦承80%的抱怨是合理的。
在过去几年中，请愿者涌进首都的人数戏剧性地增加许多。虽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展开亲民的作风，如和爱滋病患者握手，与矿工闲聊。但是，这种亲民作风并没有传递到广大的冷漠和贪污的省级官员中。没有任何地方层级的援助，这些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民别无选择，只有前往首都请愿。他们不断地发声为公平正义呐喊，显示虽然中国发展经济，许多市民仍然在不公的生活环境中煎熬。北京接受人民上访的其中一个地点，人民大会堂请愿部说，去年他们受理了大约2万件请愿案，比2002年多了30%。在中国，请愿成功率是微乎其微。一位中国摄影师宾，花了四年的时间记录他们的困境。他表示，他只听过一件申诉案满意地离开北京。宾说:"虽然这些人们经历了中国最恶劣的事，但他们仍相信他们的申诉会被受理。他们相信如果有适当的人看到他们的文件，他们的问题将会解决。" 宾不愿透露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正在处理一些当局敏感的话题。
但是令人气愤的是，文件追诉一点效果也没有。 周明清（译名：Zhou Mingqin）是一位75岁的老妇人。 她的儿子踩着三轮车载着她从河南行驶了600公里的路程来到北京。她希望调查三位家人的死因。她声称在村子的一次毁灭性的雹暴后，由于他们追究灾难救济金的下落而遭到杀害。她说，2002年八月，当她走进河南人民法庭的人民事务部传送她的请愿时，一位公安打她耳光。在她到北京提出她的申诉几个月后，她终于收到请愿部的书面通知。它的建议是她应该将她的申诉送到原来的人民事务部，那正是她被攻击的地方。
中国上访制度的悲剧是它让那么多原告处在一种无止尽的炼狱中，追溯早在共产主义之前，甚至3000年以前就有记录可循。中央政府视上访程序为社会不满的缺口。但即使对不明确的事件，信访部的判决有利于原告，他也没有公权力去执行他的判决。他只是传达建言给相关单位，而这通常和最初拒绝上访者的地方政府是相同的单位。以周的案子为例，河南官员现在已开始提防她棘手的申诉案。 她既害怕回去后会受到惩罚，又不确定北京官员能提供什么协助，令她进退维谷。就像其它数千人般，她所能做的是留下来继续等待。
上访者仍然持续涌进首都。 但少有人可以像余镇洋（译名：Yu Zhengyang,）这样的付出。余是东北省黑龙江市的一名清洁工人。他的太太周红希（译名：Zhou Hongxia）被西城（译名：Xicheng）的省公安局传唤后失踪。余说道，几个月后，他太太的尸体在离公安局仅15公尺的茅坑里被人发现。公安局的验尸报告裁决她死于自杀。但是，余说这个理由无法解释为何她全身是淤伤和裂伤。当公安人员不断地拜访他家，催促他交出伤得不成形的尸体以立刻火化时，余更感到事情不寻常。由于担心他所拥有的一桩可疑的谋杀案的唯一证据可能因此化为灰烬，余偷偷地将尸体埋在他家附近有雪覆盖的森林里。 即使至今七年过去了，为了保存证物，他每周仍在尸体四周洒盐好几次。每当他上北京上访请求调查他太太的死因时，他的儿子便接手洒盐的工作。余原本计画好下个月要去北京上访，但是他宣称当地公共安全官员以每天2块钱的代价，要求他在政治敏感的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待在家里。但是，余打算在会议结束时，重提他的请愿。 余发愿道：“我将请愿直到我死为止。 我死之后，我知道我的儿子会继续请愿，直到他也死了为止。”
现在，北京保留一块坟地给那些请愿未遂而死的请愿者 14个凌乱的墓碑排成一列躺在铁道附近，与世隔绝，只有请愿者享有的一块小小的土地。埋在这里的请愿者有些因为极度绝望而自杀，包括去年四月一名冲向火车前自杀的男子，位置离他现在的墓地几米而已。其他请愿者，因为蜷居简陋的小屋，又不堪北京寒冷的冬天，不幸染病而死。摄影师宾(Bin)说：“我怀疑他们的家人是否知道他们埋在这里。 他们不过来这儿请愿，却失踪了。”
最近失踪的一个例子是山东的村民李广清（Li Guanqing）。 2月12日晚上，就在李和时代杂志的记者谈过话不久，一辆拉着警报的警车驶向李泥拧不堪的帐棚附近。似乎有人密告警察，一位好管闲事的外国人问了许多敏感的话题。严密的安全措施一点也不意外，国土资源部这个月发布紧急通告给所有官员，要求：“发现上访者进入北京时，【官员】必须动员所有的地方管道进行劝退的工作。”隔天，再也找不到李了，他的帐棚被遗弃。
在李扎营的帐棚后面是最高法院请愿办公室。 这儿有一群约150名的男子在门口骚动。他们不是请愿者，而是来自各个省的官员，他们在那儿找出要去北京的请愿者。据请愿者表示，在把他们拖至火车站强行遣返回家前，官员会假装帮助访问者，用熟悉的方言友善地对待他们。 至于李可能也是被用类似的方式处置。他可能不久还会回来。毕竟，他已经来北京150次了，并且，每一次都被丢回来。对这些失去目标的老兵而言，再一趟旅行又何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