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古以来，对于盛世的定义就是模糊的。皇帝眼中的盛世和老百姓眼中的盛世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封建社会，哪个皇帝不说他身处的那个时代是盛世？就连那些亡国之君也自我感觉良好着呢，不到最后时刻，他们是不会认输的。比哪陈后主陈叔宝一辈子风流快活，“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明末的崇祯帝还一心想做中兴之主呢。
那么公认的盛世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史记。平淮书》：“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是文景之治；杜甫诗：“忆昔开元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俱丰实。”这是开元盛世。
实际上，百姓的富裕程度是要大打折扣的。康熙说：“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政流移。”就是说，盛世中的老百姓的生活不过温饱而已，一遇灾害，立即返贫。
北宋年间，王安石和司马光就国家财富问题有一段精彩的对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盛世的含义。王安石：“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日：“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日：“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日：“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这段说的大意是说，天下的财富是有一定数量的，不是藏在民间就是藏于官府。所以，历史上的盛世就是老百姓给国家贡献民异常丰厚的财富，自己手中留下的稍微多了一些而已。
真正的盛世不仅仅是经济发达，民生殷实，而且是一种气象。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指标，还应有一个人文指标。在这个社会里，充盈着宽容、大度、自由的氛围，它允许每一个公民都能葆有自己的个性，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真声音，不管这种声音在当局者听来是否有些不和谐。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大约只有唐朝堪称盛世。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在唐朝，李白可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可以写他的《新安史》《石豪史》，李绅可以写“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样的《悯农》诗，而清朝的文人是要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类的诗句掉脑袋的。
没有个体生命的张扬，只有整齐划一的思维，只允许一种声音，这样的时代即使很富庶，也是称不上盛世的。当西方人高唱人文主义的赞歌时，我们康干盛世中的人民还跪在地上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我们不能向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苛求民主，但他们却连一点孟子提倡的民本思想都没有。这样的盛世是固步自封的盛世，是自我陶醉的盛世，是专制主义下的盛世，是不可能长久的盛世。以专制手段维持下来的盛世，表面上掩盖了社会矛盾，但却无形中延缓了自己前进的步伐，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从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来看，时间最长的是康干盛世，130年；其他不过几十年。相对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来说，乱世何其多，盛世何其少。
为什么谁都渴望盛世却如此之少？原因很简单，人治下的盛世是靠不住的。唐玄宗在前期励精图治，轻徭薄赋，亲手开辟了开元盛世，又在后期怠于政事，安于享乐，任用奸相，亲手断送掉了这一盛世。一个庞大的帝国要富裕起来是如此不易，可是要垮塌下为，一个昏君和几个小人就够了。
不必看统计数据，不必听经济学家五花八门的解释，要到农村，到工矿企业中去亲耳听，亲眼看。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我们现在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是实事求是之论。这种情况下的盛世，前面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不要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
当然最重要的，盛世是干出来的，不是渴望出来的，也不是说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