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却远没有如此简单。农业税，仅仅是中国农民承担的众多苛捐杂税中的一环。除此之外，农业特产税，教育附加费，乡村提留款，以及各级政府层层加码在农民头上的摊派，农民的负担，实在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深重。
比如，中央政府每年以“农业税”的名义，从农民身上获取300至400亿元；地方政府则以其他名目繁多的收费，从农民身上获取1000亿元。有道是：“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即便取消了农业税(头税)，却并不能保证农民的负担就此减轻。况且，发生在农村收费上的“跷跷板”效应，常常令农民税费一减一加，此起彼伏，形同抵消。一些“试点”省区呈现的情况，正是如此。
土地产权，是另一个问题。目前，农民仅仅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以“征收”为名的占用，严重威胁着农民的生存与利益。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中，贪官与奸商相勾结，趁机“圈地”，仅最近7年，就有一亿亩耕地被圈占。在不对称补偿或几乎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大批农民痛失土地。有关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征收土地的价格“剪刀差”，贪官与奸商至少从农民身上搜刮了5万亿元。仅农民蒙受的这一项损失，就远不是减免农业税所能弥补的。
据保守估计，失地农民至少高达4000万，其中，60%陷入极度贫困：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收入保险无份。国内小报披露：由于生活拮据，城市里，甚至出现了失地农民以捡破烂为生的群体，夜里舍不得点电灯，到农贸市场捡菜吃，到河边洗衣服，在楼下支起锅灶做饭……许多失地农民，沦为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勉强混入城市的，乃经过百般周折和繁琐手续，即使找到一份工作，也时常处于怕失业、怕生病、怕孩子失学、怕暂住证找麻烦的巨大压力之下，惶惶不可终日。
农业部高官承认：以当前农村就业容量，仅能容纳1亿3000万农民和2000万畜产业者，然而，农村劳动力高达4亿8000万，除了其中1亿6000万人在农村从事非农业工作之外，农村失业人数超过1亿5000万。
说到“三农问题”严重，历来仇视民主的当权者，居然就想到民主了；虽然，当权者一贯以中国人“素质差”为借口，拒绝民主改革，此刻，却顾不得中国农民恰恰是 “素质最差”的一群了，仅仅因为统治者自己束手无策，便只好下放权力。村一级的选举已经展开，虽然磕磕绊绊，多少还是化解了一些基层矛盾。乡镇一级的“机构改革”，则充满争议。一些地方试行镇长、镇党委书记直选，大多以流产告终。原因是：大环境不具备，人为障碍重重。
当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时候，靠农民养活的乡镇一级，由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贪污盛行，挪用成风，乡镇负债竟也与日俱增。全国乡镇级债务正以每年200多亿速度暴增，总债务额已经超过5000亿。这一庞大的债务，自然又回落到农民头上，成为他们永无止境的沉重劳役，和永远不得翻身的沉重负担。
社科院某研究员大声疾呼：“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把土地归还农民，推行土地私有化；实行乡镇直选和社区自治，让乡镇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 如果说，这真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何尝又不是整个中国的出路？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