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一次“政治任务”
１９６８年，１７岁的我从北京去山西襄垣县插队，１９７２年春被推荐到北京清华大学学习。５月的一天，我突然被学校党政办公室叫去，一位代表党委的同志向我郑重地传达了一份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大意是：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想拍一部以北京一家人为背景，勾勒出具有几百年历史的纪录片《故宫》，以此反映中国解放后发生的巨变，希望此片能为促进美中建交和中国加入联合国起到一定宣传作用……他又告诉我，北京市外办经过严格审查，从众多家庭中确定由根红苗正、子孙满堂的我家接受这项“政治任务”。
我认真看了一遍这份标有“国务院办公厅”的红头文件，其中在“注意挑选家庭出身好”的条件下，还有周恩来总理亲自用铅笔加的批示：“在校表现尚好的人。” 校领导交待说：“国家很重视这件事，过去外国人只是用文字的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而这回是西方人第一次以图像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中央办公厅将文件转到市政府，市政府又转到市外办。露西希望通过北京一家人的生活，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你们家就代表了中国，你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完成。课还要上，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去。”接着又叮嘱了一些外事纪律。
我回到家后，才知道，父母所在单位以及两个妹妹、两个弟弟所在的工厂、学校，都由他们的领导分别通知并做了工作。当时尽管我和家人并不知自己上银幕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党组织交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一定要努力完成。为谨慎起见，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受周总理委托，亲自到我家实地查访，看了我的爷爷、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家里的生活情况，又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了深入了解，以决定能否让美国人直接来我家。
开拍的第一天，我们一家人在外国人面前都显得非常紧张，有时一个镜头要反复拍几次。然而当我们刚进入角色，露西又有了点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站在一起就像部队一样。后来我大妹刘美蓉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每次拍完片，都小心翼翼地把衣服叠好，生怕弄脏弄坏，二妹刘惠敏则去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
拍片中还有一件令露西头疼的事，就是群众围观。那时政府年年“五一”、“十一”下文件，要求群众见到外国人不许围观，要不卑不亢，有礼貌等等。文件虽然传达到各家，但群众一见到染着红头发、涂着紫嘴唇、衣服艳丽的露西，金发碧眼的加拿大籍照相师奥瑞女士，露着胸毛、一脸大胡子的世界著名新闻摄影家汤姆，便不由自主地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像在动物园里看动物一样，紧追不放。开始中方工作人员还解释：“这样不尊重外宾，影响他们的工作。”见围观人根本不听，后来就只好轰，但轰这边，人又跑到那边。露西不得不尽量将拍摄时间改在故宫静园后或每天开门之前。
拍电影挺累的，尤其是在大太阳底下，浑身晒得直冒油，又累又渴又饿。有时外国人拿出汽水、面包请我们吃，可一想到要不卑不亢，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我们就婉言谢绝了。可老外挺认真，还以为你真的不饿、不渴呢。唉，其实那是蒙自己呢。《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１００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３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人群中。
近三个月的拍摄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露西一行，对他们为积极促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而我家参与拍《故宫》这件事，媒体既没报道，我们也没和别人说，连自己在电影里究竟啥样也不知道。直到一年后１９７３年，我才在一位清华政治老师的陪同下，一块去中苏友好协会看到了这部长达５７分钟的英文纪录片《故宫》。
《故宫》在美国放映后，立即引起轰动，许多美国人开始了解中国，当年这部影片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
(蒋遵和摘自《纵横》作者刘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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