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首先是从“孝”字入手的，在取得中国的政权之后，借着“打下江山的就是爷”的意识，通过一系列道貌岸然的政治举动使中共与国人之间的“父子关系”一步步的加强，例如各级党委直接控制凌驾各级政府，中共历届代表大会均成为中国各级领导群体变更的实际标志等等；中共已经把国人对于国家这一政治架构的依恋偷龙转凤的变成了对统治中国、行使国家权利的中共这一党派组织的依恋，逐渐使国民在意识上陷入了一个爱国必爱中共的思维怪圈。当然在这其中的文化舆论也值得一提，作为中共绝对掌控的御用宣传机构总能很好的配合中共每次的洗脑－－灌输行动，这种行动在中共还未取得中国的实际统治权之前就已经在中共的实际控制区里进行了，在取得全国政权后，这种洗脑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共统治下的五十多年中，“人神共体”的现象就屡见不鲜，而基本上已经没有政治常识的国人们已经则把这种现象与对于父母长辈的道德孝义相挂钩，甚至对于某些本该遗臭万年的人在死后数十年依旧能够朝其顶礼膜拜三呼永垂不朽。
之后的“忠”在“孝”的大环境中普及起来就顺理成章了。在法制民主的社会里，任贤用能的交替循环是一种极其平常的事，没有任何值得额外去渲染的成份，而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恰恰需要广大的志士仁人能者共同推动发展；可在一党独裁的国内却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一大批各年龄层次的怀才不遇者被排斥到这个社会的角落，偶尔几个被聘用的能者也被每每刻意的描绘成中共的慧眼识珠而大做宣传，于是少数的能者便对提拔任用自己的中共产生了一种“愿为知己者死”的冲动，而此时的中共也巧用手段，再使这批人群中的极少部分进入中国政府的各级组织，在中共所谓的属于人民的“人大”自然少不了这些具有平民色彩的人的存在去装饰修理门面；其后果自然也可想而知，一个个怀着对中共无比感恩戴德之心，在混入人大之后，身为国民却是在诸多事件上脱离国民的期盼转而助纣为虐，当然在他们的心目中依旧天真的认为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人群中没有会有真正思考自身取得现阶段地位的多方面因素，只单纯的认为我是好人能人，提拔我这个好人能人的组织自然也是好的，那我也应该用实际行动回报该组织；此时此刻几乎没有人能够冷静的分析中共的“良苦用心”。于是坐在关键机构里的极少数国民也无形之中成了中共训养的顺民羔羊、便于操纵的非中共的政治傀儡，这成了“中国特色”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导致现阶段中国内地种种弊端的原因－－中共一党独裁的根本问题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永远难以触及的死角。而值得国人深思的是，现在内地的广大父母含辛茹苦培养自己儿女的最终目的也正是有朝一日能够成为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份子，从而能够过上养尊处优、吃穿不愁的生活。
中共不是傻瓜，它很聪明，不但在这些方面能够很好的灌输其忠孝思想从中谋取政治利益；在平常的生活中中共也具有良好的商业头脑，也能从国民的忠孝思想中赚个盆满钵满，光是看看半个平方、一个平方的墓地就能让丧失亲人悲痛万分的百姓再自愿倾其毕生所有就值得中共狂饮数杯对酒当歌了，而众多刚刚经历了逝亲之痛的民众也要再受一次敲骨吸髓的考验。或许长眠地下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也会万分后悔在有生之年没有像中共这样把忠孝思想挖掘分析的更深，只把眼光放在了“肤浅”的政治层面，而没有分散精力去研究其巨大的商业价值，不然的话丰裕且源源不断的中央财政方面就够以往的统治者能像中共一样尽情挥霍高枕无忧的了。
有了底层民众对于“孝”的盲目性，有了上层极少数能者对于“忠”的死心踏地，两者合力也成为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具有强大的排外性、脱节性。这种力量煽动民族主义以抵抗外来先进的事物的到来，使先进事物在国民脑海中扭曲变形后变成了洪水猛兽，这种力量怂恿沙文主义以抵挡其他民主国家的法制民主，使民众自认为大国不需要小国来指手画脚的教导而能无师自通。如今中共闭门造车搞出来四不像的畸形“民主法制社会”正是自己一厢情愿、部分盲从国人狂热支持的恶果，而让中共津津乐道在法制民主上的“巨大变化”已经成为了国际上的笑柄，这阵子甚至有人无知的提出要在中共独裁的情况下立法来统一民主台湾。可悲的是，部分国人全然不知依旧沉醉于孤芳自赏中，而能够与这部分愚忠愚孝的国民共斟共酌的恰恰就是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