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18年、先后担任过毛泽东俄文翻译、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在其《师哲回忆录》对中共虐囚就有令人发指的记录：“1944年初，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陕甘宁边区4名嫌疑犯外国人，其中3名是俄罗斯人，1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要求借道解放区，设法去南洋和澳洲谋生的”。他们一旦落入康生手中，厄运就来了。先是一直被关押，胡宗南军攻延安，“又把包括这4名外国人在内的一批犯人押送到后方永坪一带，康生从瓦窑堡经永坪到山西去时，在行进中顺便指示保安处将这批人连同王实味一起处决了，处决后把全部尸体都塞进一口枯井里。”
师哲的另一段回忆更是可怖：“1940～1941年间，有一次，我陪同陈郁同志参观延安柳树店的和平医院，详细地了解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师哲一行人看到大厅的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临时担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3具，已解剖用完1具，另1具只剩下半边，唯这具完整，……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等人便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答道：“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得师哲等毛骨悚然。他在回忆录中不禁问道：“康生何以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即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难道可以由康生个人定罪、判人死刑和决定行刑的方式么？”
二、
中共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富田事变，属于自相残杀、“与人斗，其乐无穷”之类，较之虐囚更见凶残。
1930年11月，朱、毛开始第1次反“围剿”。根据地内部却展开一场反ＡＢ团的肃反运动。在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赣西南特委仅在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就枪杀、逮捕了部长6人，嫌疑犯6、7人和25%的工作人员。红一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000余名指战员被抓。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一片，水为之赤。
1930年12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总前委奔赴前线，把改造赣西南组织的任务交给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12月5日，26岁的李韶九带一连人马赶到富阳，立即逮捕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委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从7日到11日仅在江西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和政治保卫队即破获ＡＢ团120多名。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17人；11日夜，又处决24人。12月8日总前委又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到富田加强肃反。9日，肃反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浪，终于酿成富田事变。12日上午，红二十军174团团长刘敌率一营官兵包围军部，捉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下午，谢、刘率部由东固冲进富田镇，包围苏维埃政府，将省府警卫连缴械。古柏和曾山乘夜逃走，李韶九与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被捉。半年之后，王明处理富田事变，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被处决（《党史天地》）。
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任中国共产党军事顾问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1929年，毛泽东利用中央委员会赋予他的过分的权力，组成了一个前敌委员会，甚至动用恐怖手段，使得省和地方党委隶属在前敌委员会之下，实现其指挥一切革命武装力量的企图，一些地方权力机关也不得不俯首贴耳。”（典型的枪指挥党！）“此外，还有我提到的在惩治反革命斗争中采取恐怖手段时的过火行动，大批人被逮捕和处决。遭到逮捕和处决的不只是真正的阶级敌人，还有战俘，甚至还有党的干部和红军战士”“1932年8月在宁都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由于过去的、特别是对富农和中农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由于土地政策和恐怖统治而受到严历的批评。”“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务由项英接替，在中央红军前敌指挥部的职务由周恩来接替了。”（《〔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现在回头来看这场内讧，与延安“抢救运动”和十年文革一脉相承。到底谁是真正的“左王”？！不过，要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剪除异已的规模和残无人道相比，这场内讧却不免是小巫见大巫了。与动用全副武装和现代化的野战军和坦克对付天安门前手无寸铁自已国家的学生和公民来，更是相形失色！且不说虐杀林昭、张志新等令人肝胆俱裂之残暴。请问，尔有何资格批评美国兵虐囚！用毛泽东自已的话作结：“对敌慈悲对友刁！”可谓恰如其分。虐囚变成“囚虐”，这世界变化也忒快了些。
（2004.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