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我的,你凭什么叫我“莫谈国事”?!

发表:2004-06-28 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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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年前的少年时代看革命电影,常常为电影中茶坊酒肆中“莫谈国事”(或“莫谈国是”)的标语下--国统区老百姓在自己的家园里噤若寒蝉的那副奸诈和狼狈相 --所困惑、可笑和气愤。

困惑的是,国家是老百姓自己的,谈论“国事”应是份内之事,而老百姓明知不公不义却视而不见,安分守己;可笑的是,他们当面不说,背后却不怀好意地乱说;气愤的是,当得知老百姓之所以敢怒而不敢言,是因为当政的国民党残暴和反动。当时,我为“旧社会”的老百姓感到悲哀,同时,自己庆幸自己生长在一个“言论自由”的“新社会”。

及至自己长大,并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的时候,我渐渐发现,小时候电影中的镜头,就在现实中上演。如,家长会叮嘱你在外面听话;师长会告诫你离政治远一点;单位开会,领导谈到敏感问题时会诡秘地笑笑;学术会议上,组织者会提醒学者们只谈学术,不论政治;召开学术沙龙,大家会自觉地回避敏感话题,稍有离题者,同仁们多会告诫;报告演讲、论文著作,更是必须“政治正确”;就连互联网的自由论坛,也是“规矩”齐全。……这时,自己就不仅为自己悲哀起来了。

我认为:国家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国家是我的!

我在我自己的国家里谈论“国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相反,如果不谈“国事”,才是不正常的。你凭什么叫我“莫谈国事”,让我“闭嘴”?!--不用打着“自由民主”和“天赋人权”的幌子,我有充足的理由证明我有谈论“国事”的权利和资格,这个权利和资格是我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与生俱来的。

当然了,你叫我“莫谈国事”,让我“闭嘴”,那也是你的自由,你有权利行使你的自由;但是,你的自由仅仅限于你“叫”、“让”我“闭嘴”,即,你的权利也仅仅是“言论”上的,而不应该是超出“言论”之外的“暴力”。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与你“和而不同”,仅仅作为一个“异议者”与你和平共处。

--这些,当不在话下。我要说的是,当下我们的绝大多数国人,特别是绝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已经自觉地认同并接受了“莫谈国事”的规矩,他们将“学术”和“政治”分开了,他们将“真知”和“良知”分裂了。他们认同了老舍先生在《茶馆》剧本里的两个特务的道白:“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这现而今嘛,谁给钱我们给谁效力!”他们天真地自以为能够做到“独善其身”或“自了汉”,而不是“奴才”和“帮凶”-- 其实,这是绝无可能的。因为,世道变了。

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文中所说的事情--“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再也不会出现了,“刘伶”犹如嵇康,已成绝响。在谈到我们民族的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时,林语堂说:“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由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林语堂着译人生小品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可以说,林语堂上述对国民性的分析丝毫不亚于鲁迅。

今天,有人在怀念、呼唤“毛泽东”,这是不奇怪的。看一看我们社会的哲学--“难得糊涂”、“忍”--就清楚“毛泽东”对于我们当下的意义了!

我要问:国人,你还要“忍”多久?!--不要问我:我不认同“忍”!我要不懈地谈论“国事”,因为,我认为,“国事”,就是我“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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