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寻找优越感的法子早在几千年前就被咱们的祖宗们找到了。只要是个舞文弄墨之徒，巧舌如簧之辈，一没权，二没钱，在体力上也是个东亚病夫模样，是很容易把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当成安身立命之本的。毕竟人是一种非常局限的存在，人得活着，而且还要活得荡气回肠。如果不让他觉得优越，他岂不要在自卑中艰难度日吗？出于人道，还是要容许他们优越、容许他们荡气回肠一把，对文人来说更得照顾照顾。
社会对文的这种宽容当然不错，但是也容易出问题。因为文人是一种太容易自我膨胀的动物，他们一旦拥有了这种优越感，就会以真理代言人自居。而真理，据说经常是“惟一”和“最高”的，既然是“惟一”和“最高”，那么就拥有了把对方从道德上、智力上乃至整个精神上打倒、消灭的特权。如果手里拥有了权力，还可以梦想成真，把别人从肉体到精神上全部消灭，就像孔子杀少正卯那样。
好在，由于上帝的厌弃，文人墨客们轻易不会得到那种大开杀戒的机会，他的杀欲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在心理上模拟实现了。而这种模拟，经常是以骂人来实现的。两千年前，说出“仁者无敌”的亚圣孟子就开了骂人的先例：“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真堪称千古绝骂，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悠长的回声。可以想象，亚圣是个大嗓门，高分贝，他的音量胜于他话语的份量，他的雄辩效果有相当一大部分都是音量制造出来的。在敌情观念非常严重的孟子看来，所有跟他不同的声音都是禽言兽语。清醒的人可以看出他并非“仁者”，更没有达到“无敌”状态的西洋镜，但是把他当成“仁者”典范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人们把孟子当成亚圣，虽然不排除对他“仁者无敌”和“王道”思想的认同，但更不可排除人云亦云的盲目。我甚至怀疑，有人崇拜孟子，可能跟他骂人有关。把敌人骂个狗血喷头，是容易把自己树立成“精神战士”甚至“精神圣徒”的，既然读者那么如饥似渴地需要别人替自己战斗，背靠大树好趁凉，不满足一下他们的英雄需求，不代表他们一把，那也是非常不人道的。
于是乎，孟子之后，中国的骂风一刮就是两千年，就连高标遗韵、出污泥而不染的竹林七贤也未能免俗。这种骂的传统、骂的崇拜在文学史上也留下了极多佳话，在《三国演义》中甚至还有“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故事，无论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其本质却是绝对真实的。
到了现代，白话文兴起，国人的骂人艺术也从文言文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如果文言文里只有刀光剑影的话，那么白话文里则可以埋伏千军万马了。在白话文运动中，鲁迅一跃而为一代骂人宗师。对鲁迅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意义进行盖棺论定不是本文的任务，但说骂人是鲁迅的一大特征，恐怕也不会有太大异议。
到了“文化大革命”，国人的骂，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遇自己不喜欢之人物，不理解之思想，人们甚至不用从大脑经过，就会做出快速反应：骂！轻则冷言冷语，重则口吐白沫，甚至暴跳如雷，拳打脚踢。
汉语在骂人方面的功能确是有被无限放大的趋势，虽然“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想让共识者停止有形无形的谩骂，确乎难于上青天。因为一取消了谩骂，也就把人家苦心经营了多年的优越感给彻底剥夺了，而剥夺人家的优越感，无异于剥夺人家的战斗权，剥夺了人家的言论自由，让人家无从羞辱敌人的体格、容貌、智力、学识、人格、出身、父母乃至信仰，无法在心理上实现把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欲望，这确是件残忍的事。
中国文人的神经如此紧张，敌情观念如此严重，孟子也好，鲁迅也罢，其实都是些神经过敏的人。我经常想，如果他们只是像平头老百姓一样，仅仅代表他们自己，而不代表“人类”、“民族”、“阶级”或“时代”发言，他们的火气可能会稍稍小一些。可不幸的事实却是，他们指点江山的瘾头实在太大了，他们的代表欲也太强了。指点得越多，代表得越多，火气和音量也就越大，手法也就越低。如果带着我这样的阴暗心理，断章取义地读他们的雄文，没准能错看成一部《水浒传》，一不留神，里面会跳出一个口水狂喷的“泼皮牛二”亦未可知。
圣人尚且如此，我等凡人更是带着原罪。为了防止自己走火入魔地成为“泼皮牛二”，我越来越不敢写说话了，让我放弃自己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已经有些勉为其难；让我不代表“人类”、“阶级”、“民族”和“时代”，更是无异于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可是仅仅代表我自己发言，恐怕还会因为脱离集体太远，要冒挨骂的风险的。虽然孟子扣来的那种“禽兽”的帽子还不曾落到我头上，但是来自民族主义者义正辞严的“汉奸”，和来自自由主义者声色俱厉的“叛徒”两盆口水，早已蓄势待发，已经让我产生了买件雨衣的念头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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