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卢跃刚的文章借互联网之力传播开来，官方的反应是，没有抓人，反而还感到压力（见本刊六月号报导）。这一方面是文章的逻辑份量，另方面也令人感到“时代不同了”。联想到大陆在社会层面出现的一些变化，正如学者们所说，中国已进入“后极权时代”。中宣部要整人，不敢下文件，电话通知行事，下面办得如何？也无人有毛时代废寝忘食爲革命的干劲，其心态如卢跃刚文章之自白：作爲一张共青团机关报编采人员，“还有一点私心，就是不愿意在历史的进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恶劣的记录，哪怕我们可以在工具和喉舌的挡箭牌下不承担任何个人责任。”当然，有这样觉悟者，是少数，而且，一切和极权控制背道而驰的现象（如非政治性社团，民告官案件、反拆迁等），和整个体制相比，还是极爲微弱，无关大局，值得重视的是这种自发、自觉的自我意识正是公民社会成长的表征。
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的概念，八十年代起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与争论，涉及到不同传统文化与制度的背景及形态，但其本质的特性是公认的，即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即政治权力而存在，它透过各种团体与组织，去实现各自的价值观和表达对客观世界的关注。西方大行其道的环保、济穷、防治恶疾，人道援助乃至反战、教会等等的社团与非政府组织（NGO）都是典型的公民社会形态。中国传统的市民社会有行会、帮会、宗教等与统治权威相分离的社团及其伦理，这些在封建王朝及国民党时代都是存在的，只是在共产党统治大陆后才被一扫而光，整个社会坚壁清野，只有清一色的隶属于共产党的组织和伦理教条。当毛把这一切推向极致和绝对化之后，才物极必反地出现了毛之后的社会松动。随着中共政经二元化的演变，市场经济的深化，将有利于和中共权力脱离的市民社会及其个人自由的发育。无论这一进程如何缓慢，方向的逆转是困难的。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条件。
附带说一句，香港在英国一百多年殖民地统治下，中国市民社会的所有传统都保存得相当完整，并受到英国法制的保护。遗憾的是九七回归之后，中共势力和党文化的侵入，香港市民社会的完整性蒙上阴影，它的未来走向正和大陆民间社会发育相反，遭遇倒退的压力。
（开放杂志 2004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