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美国官方多次表示向受害者道歉和对此案进行严肃的司法调查的情况下，这一个案应该循司法途径解决，该赔偿就赔偿，该惩罚就惩罚，而决不应该无限上纲地放大为泛政治化的中美冲突，进而上升为对美国的国家信誉和整个制度的妖魔化。事实上，赵燕已经开始享受美国制度的保护，她的医疗费和诉讼费全部由美国联邦政府负担，而且没有上限。她因打官司而无法工作的收入损失，每周最高赔偿为600美元，一年最高为三万美元。美国名律师帮助她进行民事诉讼，诉讼赔偿可高达五百万美元。她还可以请最好的眼科医生、牙医和心理医生。换言之，赵燕被打仅仅是一个个案，与中美冲突和美国制度没有多大关系，更与美国的超级霸权和中国的民族尊严无关。
而在中国，从外交部到御用喉舌，从爱国愤青到赵燕家人，似乎抓住了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利用赵燕的哭诉对美国的制度和人权进行妖魔化，已经变成了大陆的官方、媒体和爱国愤青的合谋，非理性情绪不再只是爱国愤青对美国的仇恨宣泄，而且变成了国家化的外交决策。《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历史的经验已经反覆证明，奉行强权和霸道的超级大国历来追求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总是把自己国家和公民的利益置于他国和他人之上。”“美国警察和执法人员隶属国家机器，他们之所以敢藐视法理、藐视人权，显然是受国家的帝国思想、强权政治、霸权意识和种族歧视的综合余孽的影响和驱使。从法律意义上说，美国当局对赵燕事件负有不可推卸和无可争议的责任。” 《新华社》借采访赵燕亲属的机会指控美国仇视中国人虐待中国人。赵燕一家更把事件无限上纲，什么美国说尊重人权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什么这件事“不仅是赵燕一个人的事，也不仅是赵家一家的事，而关系到整个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尊严。”赵燕本人也跟着上境界，在纽约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赵燕说：“为了我自己的尊严，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一定把这场官司打到底，把打我的凶手绳之以法，严惩他们。感谢全国人民、同胞们、我的国家、中国驻美使领馆对我的关心，感谢媒体对我的支援和声援。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援，就不会有伸张正义的日子”。 互联网上的爱国愤青更是一片叫骂声，什么美国“充满暴力”、“极度没有人性”，“美国是全球的邪恶轴心，美国人是披着人皮的恐怖分子。”所以要坚决“打倒美帝国主义！”
然而，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中国，并不是所有的国人都如此看待赵燕事件，除了那个《赵燕，飘到美国的一根幸运草》的著名帖子外，另一则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帖子《被中国警察打和被美国警察打的不同结果》，，也对赵燕事件所凸现的中美制度之优劣对比，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现引用如下：
“1，被中国警察打，不是新闻。被美国警察打，是新闻，而且是大新闻。
2，被中国警察打，不会见报，报纸不敢登，敢登的会被清算。被美国警察打，会见报，而且是连篇累牍，最重要的是，报纸可以自由报道。
3，被中国警察打，打了白打，警察会威胁你不准把事情说出去，律师不敢接你的诉讼，法院会跟警察一起来整你。总之，如果你执意要“找个说法”，那么最终你的下场很可能比被打一顿还要惨。相反，被美国警察打，会有媒体的揭露、群众的示威抗议，律师会主动联系你要帮你打官司，法院会独立审判。
4，被中国警察打，中国政府不会关心你，相反还会在面对国外记者的质疑时声称“没听说这回事”或者“这是中国内政”。被美国警察打，中国政府会“严重关切”。
5，被中国警察打，没有人会认为这说明中国的“人权”很差，至少政府不会这么认为，新闻媒体也不会这样认为，总之，被中国警察打，这与“人权”无关。而被美国警察打，所有人一致认为这说明美国的“人权”很差，至少政府和新闻媒体会大力宣扬“美国没有人权”，并且把这件事情写入明年的《美国人权状况》里去（如果美国胆敢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的话）。
6、被中国的警察打，你不敢去告；被美国的警察打，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被中国的警察打，你即使去告了，没钱也不行，不要说红包，单是诉讼费也拖死你；被美国的警察打，不用担心诉讼费，人家把你的费用全免了！（纳税人的钱原来还可以这么花！）
7、被中国的警察打，那证明你是坏人，不是也是，就该打；被美国的警察打，你可能是坏人，但也可能是好人。”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逐步升级的民族主义呢？
的确，近年来，随着国力军力的持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大陆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也随之日益高涨，反美反日反台独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发泄口；大国外交、赶超美国和伟大复兴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目标。所以，中外的许多人士不无担心地指出：中国正走向法西斯主义。理由是，当下的中国似乎具备了变成法西斯国家的全部因素：高速发展的经济、日益增强的国力军力、权贵资本主义、依然独裁的政权和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然而，我觉得，在独裁制度之下，民族主义思潮发展为法西斯主义，需要硬实力和软魔力的双重支撑：硬实力是迅速攀升的国力军力和国际地位；软魔力不光是民族主义本身的致幻作用，还必须具有如下条件：
1，绝大多数国民对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绝对优先性的无条件认同，彻底压倒了小集团的和个人的利益。
2，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持续强化称霸世界野心，使国民陷于终将成为世界霸主的幻想之中；
3，救世主式政治领袖的出现，他是具有足以左右人们大脑和行为的魅力型极权者，他本人先被塑造成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化身，继而被塑造成神话，对民众具有梦幻般的麻醉性，能够赢得全民族的非理性效忠，因而能够自上而下地煽动起极为危险和富于侵略性的群体意识。
同时，对以上三者的自发相信要达到迷恋的中魔化般程度，中魔到把民族主义幻觉就当成现实来接受和认同。救世主为了民族复兴的每一次出场，皆能带来盛典般的狂热欢呼，营造出一种有幸参与民族盛典的集体幻想，对任何个体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也是一种无理的却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诈，仿佛整个国家是在上帝化身的带领下，正在进入一个千年不遇的神话境界。也只有在这位救世主的蛊惑下，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才能变成全体国民的神圣图腾，民族主义才能变成人人争相吸食的精神毒品，整个国家驯顺于魅力领袖的梦幻般的命令和指挥，先在思想上变成混淆是非善恶的弱智，接着在视野上变成惟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也只有这样，国民才有可能产生一种自愿为国捐躯的虚幻使命感，才能完全抛开具体的个人利益而投身于抽象的国家利益，进而投入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圣战之中。
现在，中国的硬实力确实有较大的提升，但在与外部世界的对比中，中国的实力对于支撑起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来说，无疑还有很大的距离。何况，就国内的情况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的极端畸形，本身就包含着众多不确定的深层危机，特别是中共独裁制度的腐败，非但无法赢得民众的自发效忠，反而其合法性正在民意中日渐流失。
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权在软魔力方面已经一塌糊涂，国人在价值选择上泛滥成灾的偏好，既不是压倒性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更没有对希特勒式或毛泽东式救主的狂热崇拜，而有的仅仅是已经膨胀到畸形的经纪人理性－－个人利益至上。因此，国人的行为方式是绝对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从最高决策层的大国外交，到精英层的国家主义、新左派的毛主义或儒教王道，再到最低层愤青的仇恨心理，民族自尊和爱国狂热仅仅是国民意识的表层，而真正主导国人行动的利益权衡则是畸形的经纪人理性，也就是个人私利最大化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厚黑哲学，而决非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这类抽象的整体利益。同时，对世俗化的个人利益的绝对偏爱，也必然导致国人对一切神圣价值的蔑视，宗教信仰不是，政治领袖不是，国家利益就更不是。
从中共决策层来说，权贵们所关心的最大利益是维护独裁权力的稳定，而维护稳定的核心利益是维护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不仅要保住已经暴得的既得利益，也要为继续扩大既得利益而保驾护航。所以，无论如何，中共现政权都不希望与美国闹僵，更不希望台海开战。即便假定美国不会武力介入，仅仅后院起火的巨大隐患和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也将造成对现政权稳定的致命威胁，而威胁政权稳定无疑是对权贵利益的最大威胁。不可否认，中共现政权的确很怕台独，因为台独很可能把中共逼入“打也是死”和“不打也是死”的死胡同：打，在当下的国内外局势下，肯定是打不起；不打，就将在国内外信誉丧尽。所以，中共行政权的对台对美政策的核心，绝非一定要统一，而是尽量“维持现状”：台湾千万别迈出独立的一步，美国千万别倒向支持台独。而少数整天喊打的鹰派，不过是在以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国家利益”为资本，为自己的利益集团争权夺利，希望在分赃中多抢到一些份额。官方鼓吹和纵容民间的民族主义狂热，也仅仅是出于弥补合法性匮乏的需要，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一当民间的民族主义狂热可能影响到政权稳定之时，中共就要坚决压制而决不会任其泛滥。
从精英层和大众层的角度看，公开发言与私下言行相分裂的犬儒化生存方式，也必然左右着大陆的民族主义。满口民族大义和一肚子个人计算的分裂，使国人的爱国更多地变成口惠而实不至的作秀。在不危及私人利益的前提下，尽可以高喊爱国口号和宣泄对美对日对台独的仇恨，尽可以在官方的默许下去日本、美国的驻北京使馆前喊几句口号，尽可以大骂陈水扁、布什、小泉，尽可以把语言暴力加诸于“一夜美国人”和“对日新思维”，尽可以对女影星赵薇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