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抗议数量增多规模扩大*
中国官方透露的资料显示，中国社会抗议行动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组织规模都在增加，令中国公安部门难以对付。
中国抗议者现在借助手机电话以及互联网相互联络，组织抗议。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善于利用社会舆论和现行法律制度保护自己，伸张自己的诉求。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资深政治分析家谭睦瑞博士在最近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引用中国警方的报告说，在很多地方，抗议者有“公共发言人”、“活动人士”以及“地下核心组织”。一名警官甚至抱怨说，当地的抗议者现在出来抗议的时候，已经募到申诉资金，而且聘请律师，并邀请记者前往抗议现场，让警察难以对付。
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公安部门长期以来一直把大规模群众性抗议事件说成阶级斗争的表现， 声称是坏人背后挑动的结果。虽然中国当局目前还没有完全放弃这种阴谋论，但阴谋论在中国显然已经不那么盛行了。
*抗议事件大多源于制度*
谭睦瑞在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说，中国公安部门的研究人员在论文中承认，现在中国大部份的群众性抗议事件是制度造成的，是由于中国现有的政治、司法制度不能为人们妥善解决司法不公、贪官横行、欺压民众这一类的迫切问题。这些研究人员指出了制度问题，认为对大多数抗议活动，不能也不应当强行镇压。但是，谭睦瑞说，官方研究人员对制度问题只是点到为止，没有提出中国是否应当改变一党专制，建立多党民主制，让人民有制度性的机会表达自己诉求。
*政改仍是禁忌话题*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制度改革依然是一个禁忌话题。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依然顾左右而言他。谭睦瑞博士说：“现在中国政府还非常非常不愿意采取任何认真的政治改革。尽管他们面临来自全社会的越来越大的动荡所造成的压力，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任何迹象显示政府领导层有任何详细的计划来进行政治改革，无论是现在依然控制着军队的前领导人江泽民，还是新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胡锦涛和温家宝只是笼统地谈到了开放政治体制，新闻媒介更加开放。胡锦涛还一度谈到了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改革计划。”
谭睦瑞博士认为，为了避免社会抗议造成难以承受的巨大社会动荡，中国的出路在于实行专制的中共政府跟社会进行一场根本性的重新划分权力的谈判。但是，中国当局依然在抗拒重新谈判。他说，现在不清楚中国当局到底能够抗拒到什么时候。
*社会抗议影响中国与西方关系*
在北京的社会评论家余杰认为，中国目前还看不到这种重新谈判，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谈判，因为中共政权依然有信心、有能力镇压大规模社会抗议，不需要谈判。他说：“我觉得，89(六四事件)以后，(中共)官方的这种镇压机器有了一个改变，这就是中国武装警察力量的急剧增加膨胀。最近十几年来，已经膨胀到几十万人。”
无论如何，中国的社会抗议事件越来越多、令当局感到越来越难以对付，这是不争的事实。谭睦瑞博士表示，这一事实对中国跟西方国家以及美国的关系必然产生影响。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开放市场的谈判中，中国会出于对国内社会问题的考虑，不愿意开放市场，造成更多的失业，加剧社会动荡。在跟美国进行的关于北韩核武器问题的谈判中，中国也不愿意采取强硬立场，担心立场强硬导致北韩政权垮台，大批难民涌入本来就失业问题十分严重的中国东北地区，使当局更加难以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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