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呢，去年萨斯病疫流行，回国的票买了又退了，２００３年的会议推迟到了２００４年，加起来应该是两年没有回国了。
应该说变化很大。高楼冒出了许多，街道拓得极宽，灯夜华光流溢，城市车水马龙。拥有汽车的人蓦然添加了一大群。有位好客的北京朋友，开上她的车，专程跑到我下榻的饭店，拉着我们到她的新购住宅小坐一会儿。而我记得，三年前，她在美国工作一年结束回国的时候，我曾问她，回国后会不会买车？那时她的回答坚决得毋容置疑：决不买车，犯不上，也不划算。这不，才两三年的光景，铁定的话语已被时间粉碎。难怪如此，在中国的街道上，虽然出租车随处可见，但人们终究难以抵挡私家车的诱惑。这大概不仅仅是因为有车给人带来的自由的快感，在今日的中国，汽车更能象征事业的成就和生活的档次。
有了汽车后的人，翅膀自然硬了，为人处事的方式也气象一新。家乡济南的一位朋友，一年前就买了汽车，这次听说我回去，盛情邀请坐他的车兜风。一天的功夫，先北下黄河，在一个停运的黄河渡桥边下车。说实话，虽然济南就在黄河南岸，但我这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俯在黄河上，亲眼注视脚下那浑浊的黄水滔滔东去。眼前交替浮动出母亲河的壮丽及猛兽河的斑斓，胸中居然有了一缕历史的深沉。朋友半开玩笑地问，“带包黄土回美国？”我说还是算了，毕竟不是走了就不回来了。再说了，到了飞机上让人查出来，就一包黄土？谁信啊！准会引来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猜忌。不如认真拍几张照片，也算有个永久的纪念。俗话说，“不到黄河不死心。”所以多亏朋友的汽车，从此以后，我终于可以平静地抹去心里那么一点点遗憾，面对后人说，我到过黄河。
接下来，朋友又带着我们全家从泰山南麓开始，绕泰山一周。在一两个小时内，让我突然有了藐视泰山的感觉，眼中的泰山一下变得侏儒般渺小。二十年多年前上大学时，有一次五一节放假，系里几个班倾巢出动去爬泰山。虽然济南距泰安只有６０公里的行程，在当时那可是大手笔行动。按照大家的策划，早上启程坐火车去泰安，下午开始登山，晚上在山顶过夜，第二天看完日出后下山。最后大家都成功登顶，惟独我半途而废，甚至可以说未行先废。早晨上火车前就感到浑身酸软无力，下午开始攀登时，我已经拖着沉重的步履，蹒跚而行。远未及达山脚，就被两个同学遣送回到了车站，坐上回家的列车，至今遗憾不已。
有了汽车就不同了，围着山座绕行一大圈，也不过才一两个小时。虽然没有时间真的登山，但仍然隐隐感觉到，登山已不再像过去那么艰难。汽车把人送到山脚，省去了旅途的劳累，全部力量尽可用于登山。下山后，也不必再拖着僵硬的双腿挤火车，只须悠闲地开上汽车，平静地打道回府。更何况，如今山腰修了汽车道，山上也布满了索道。
这就是现代化给中国带来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重塑：时间在加快，空间在缩小。过去需要几天做的，今天几个小时就成了。过去遥不可及的，今天唾手可得。
但我印象更深的，主要还是汽车带来的负面影响，它使本来就人多拥挤的空间更拥挤不堪。所以当朋友问及回国总体印象的时候，我脑子里忽然有了一个奇异的意象：一个狭小的屋子，奔忙着无数只无头的苍蝇。此话决无不敬，只是一种藉以说明问题的朦胧意象。不知为什么，我恍惚中觉得，用无头乱撞的苍蝇来形容我刚刚体验过的中国，甚为贴切，形象。
还得从汽车说起。
乍一回国的人，坐上出租车，都会正襟危坐，神经紧张。而当你情不自禁地去抓那沾满污垢和黄土的安全带时，司机会转过头来，朝你投以轻蔑的微笑，不冷不热地加上一句：“刚从国外回来的吧？”那讥讽的声调会让你觉得无地自容，你会羞涩地把保险带放回原处。司机会接着会安慰你：“放心吧，没事的。”
的确，回国三个多星期，眼中虽然不乏险象环生，但路上见到的事故几乎没有。
在中国，人们在遵守一种独特的行为规则，那就是抢：抢路，抢红灯，抢空间，抢地盘。我想，中国书面上的交通规则一定是和世界接轨的，无论是高速公路的标牌，还是红绿灯的变换方式，都是国际化了的。可是当实施规则的人都认真地奉行起那个“抢”字的时候，情景立刻变了，变得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各种车辆，尤其是娴熟的出租车，在车缝中穿梭，有空就钻，哪怕只有一点点空。他要抢的就是那点空间。他的本能告诉他：要生存，就得抢。
的确，不抢行吗？你不抢，你就别想开车，别想左拐弯，别想过马路。据我观察，“抢”是大家共同认可的规则。你只要抢先一步，你就有比后到者做事的优先权。比如，在车流滚滚的街道上，只要你抢在对面车前面，你就可以横插在对方的车道，心安理得地打方向盘，做你的Ｕ型回车，对面汽车会无可奈何地等你完成回车动作。你不必有任何愧疚，因为你抢在了对方前面。在公路上，司机会为抢先不成而诅咒别人，但面对抢到了先而做Ｕ转车的人，却很有耐心。抢车道是绝对的驾驶规则。所以谁抢到了先，谁就有了公理。什么次路让主路啦，什么拐弯让直行啦，什么汽车让行人啦，都是扯淡。你只要把握了“抢”字，就可以驾车纵横闹市。试想，当一座城市的人们，驾着隆隆的铁家伙不屈不挠“抢”路时候，这个城市难道不像充满了一群群到处乱撞得无头苍蝇？
道路和街市上的盲目拼抢，正好可以用来理解中国的现实大环境。改革开放的原则，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理论上给人们争夺领先权提供了依据。谁有权，谁有本事，谁有运气，谁就可以抢到优先权，先富起来。而谁有了这个优先权，谁其实就有了占山为王的资本和条件。
所到之处，我所体会到的国人心态，是疲于奔命的竞争和拼抢。从小学生，到大学生，到工人竞争上岗，到农民工面带焦虑地离开难以糊口的田园，整个社会，依照争抢和竞争的规则，依次排开来去，形成日益明显的社会等级。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华丽的楼房和建筑构成的街道上，充满了精竭力瘁忧心忡忡的面孔，让人感到了一种活了今天没有明天的末日气氛。
我向往已久的云南滇池，如今成了一个绿色的巨大化粪池，臭气熏天。当我恳求导游把我拉到滇池边上看水的时候，他竟婉言拒绝：气味太刺鼻了，而且他害怕风吹上来的墨绿色水珠，会玷污他的白色汽车。能不让人感到末日般的心寒吗？一个偌大的昆明城市，守着一个天赐的美丽的大湖，竟然是一个极其缺水的城市。滇池的水已经不能饮用。当人们抢先把工业废水和生活垃圾排入滇池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子孙后代，他们的眼中只有今天。
我去了大概四五个朋友的家，大都属于知识分子、公务员、或开公司的个体业主，让我惊讶的是，每个家庭都是那样的温馨与舒适，恰恰与纷乱的外部环境形成巨大的反差。人们在外面与人拼抢，却都是为了营造自己那个小家庭。我钦佩中国的室内装修水平，让一个个居室，体现出主人自己的追求和特点。有随潮流的，将房屋装饰得高贵而华丽。也有欣赏淡雅的，让自己的小家成为逃避嘈杂的港湾。但只要迈出温馨的家门，就不能不面对炼狱般的煎熬，那里的人似乎个个青面獠牙，惶惶不可终日。
这些能够在夜晚享受宁静的朋友，大都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或成功之士。他们有幸考上了大学，在社会上拼抢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点地盘，过着优裕的生活。但我也看到了社会底层的人们。在云南的一个美丽的城市公园里，一位开电瓶车为我们导游的女工，她的工作几乎让我不能相信。她每天早上９点到晚上９点工作十二小时，每月工作３０天，没有假日休息，而她的工资每月５００元人民币。她租的两间不带厕所和厨房的十平米小屋，要花去２００元。剩下的钱，她要养活自己和一个上高中的女儿，她始终没有提到丈夫，显然是一个独自支撑家庭的单身女人。我不敢去想，３００元钱，不过是很多人在饭店一顿家常便饭的费用，如何能养活得了自己，更别说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孩子。可这是生活的现实。对她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工作，你不干，马上就会有更多的人伸出手来，抢着要这份工作。可细细想来，这难道也算工作？它不容许工人生病和休息，倒更像一个把人推向死亡的刽子手。
在北京的一所饭店，一位服务员小姐告诉我，她每个月工资四百元。那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说这话时，她的脸上带着一丝不好意思的苦笑：“四百，不多，是吧？谁让咱过去不好好念书来着？”她显然没有责备任何人，她在懊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出人头地，考上大学。可依照中国的国情，考上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呵！
其实以上这些还远远没有触及最底层。看看路边摆着几十斤蔬菜叫卖的菜农，想想那些没有资本离开土地的亿万农民，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我无法继续想像。
我似乎理解了为什么政府那么强调稳定。不就是社会隐藏了如此众多的不稳定因素么？政府是聪明的，为了稳定，把主宰社会的群体安抚得稳稳妥妥，服服帖帖。如此一来，社会自然就稳定了许多。我发现，除了暴发户大款，活得潇洒的有三四种人：知识分子，包括大、中、小学教师，离休干部，公务员。这是按人口比例很少的一批精英群体，但政府知道，社会精英的生活优裕了，社会就减少了动荡的因素。历来带头挥臂呐喊的人都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如今他们生活无忧无虑，前途无量，谁还会不知好歹地滋事生非呢？
应当承认中国有了巨大的变化，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存在和脉搏。今年夏天来中国学汉语的耶鲁学生，破天荒地接近４０人。问及北京的学习和生活，他们都很兴奋，宿舍有遥控的空调，房间有专人打扫，学校边几十个饭店轮番吃。但也有让他们苦恼的地方：好几个学生的自行车一星期之内几乎被偷光；一个学生从北京机场到学校，被出租车要了８００元人民币，虽然实际费用绝不会超过百元。还有的学生抱怨我们没有告诫他们带足泻肚子的药。他们苦笑着说，药是带了，只是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