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治异议人士外逃是中共专制统治分崩离析、众叛亲离的征兆。
中共建国初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许多知识精英不惜抛弃国外的优越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决然地回国去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力量。那时，除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富资本家外，很少有人仅仅因为政治见解不同而外逃。随后，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梁漱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逐步暴露了中国共产党虚伪、卑鄙、残暴的丑恶本质，让无数天真善良的中国人伤透了心。于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外逃的人越来越多。1989年的“六四”屠杀把中国共产党的罪恶本质暴露无余，为了逃避政治迫害或表达抗议和不满，许多政治异议人士先后逃离中共统治的樊笼，使政治异议人士的外逃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达到高潮。外逃者中不仅仅有大量饱受迫害、无以为生的人，也有一些地位颇高、衣食无忧之士。
后者的出逃具有特殊意义。在国内，他们本是中共的知识份子收买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外逃不是因为在中国活不下去，而是因为忍受不了中共统治的政治束缚和思想钳制。他们外逃的目的是要做一个有尊严的真正的人，要无忧无虑地独立自主地开展自己喜爱的学术研究。他们的出逃表达了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收买并不奏效，显示出中共专制政权在有独立思想的优秀知识份子中已经丧失人心。他们的出逃减少了中共握在手心、可肆意摧残的人才，增加了民主阵营的知识和智慧。中共专制政权连他给予了高官厚禄的人都无法留住，这说明中共专制统治已经到了分崩离析、众叛亲离的边缘。对此，我们应该鼓掌欢呼。
2．外逃的知识精英应该有自知之明。
（1）正确对待在国内的头衔。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头衔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凭自己的辛勤劳动而赢得的，对于这种头衔，不管你是逃到了国外，还是被共产党投入了监狱，你都可以引以为荣。目前身陷囹圄的四川民运人士欧阳懿因他认真负责的教学工作曾经荣获优秀教师称号，欧阳先生在文章中提及此事时，自豪之感溢于言表。对于这种头衔，外逃的知识份子精英当然也可以感到自豪。第二类是共产党赐于的。它们表明了你是中共的重点收买物件。你既然逃了出来，就表明你宁可不要这些头衔也要自由。你可以提及你有这些头衔，以表示你不再吝惜你在中共党国拥有的地位的决心和勇气，但是你没有理由为这些头衔而骄傲和自豪。
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中国共产党也把封官进爵当作笼络人心的手段。目前，它用高薪收买广大知识份子，使知识份子失去作为民族的良知的社会职能，使中国几乎变成了一个没有良知的社会。对于知名人士，共产党更是“给官很大方，给权却很吝啬”（宋庆龄晚年省悟之后语）。有职无权的知识份子高官比比皆是。共产党豢养这些知识份子高官就象阔人豢养宠物，高兴的时候可以把你举到头顶，烦恼的时候可以把你一脚踢开。所以，你本来也没有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理由。
（2）正确对待自己的学术成就。
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分工，使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多么伟大，都只能在某些领域作出成绩。要在“文字、哲学、宗教、历史、人性上向世人展示自由知识份子的博大胸怀”是颇不容易的。没有多年的文学创作积累，要达到“我的著作是墓志铭，那些在暴政下死去的美丽高贵的生命，他们是雕刻在墓志铭上永不凋残的花朵；我的著作就是安魂曲，那些死于暴政的无数冤魂能够在浩荡的安魂曲中得到永久的宁静；我的著作就是判决书，它是对那些反人类罪行的最终的道德宣判；我的著作是初生的朝阳，它象征着中华文化复兴的起点”的水平更加不可能。没有基础的、不切实际的自吹自擂只会引人反感，败坏自己的声誉。它在人们对你外逃成功的喜悦中掺进了苦涩。
（3）恰如其分地评价自己遭受的迫害。
和一般民间政治异议人士相比，持异议的知识份子精英的处境毕竟好得多，（尽管他们深沈而敏锐的思想也许会使他们感到更加痛苦）。要博得广大异议人士的认同，外逃的知识份子精英在谈到自己遭受的迫害时不可以夸大其词。为了减少异议知识份子精英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曾把一些著名异议分子，赶出北京。例如，把郭罗基先生放逐到南京；把袁红冰先生流放到贵州。但是，你不可以因此就引申出你所遭受的“流放是仅次于死刑的酷刑”。虽然流放外地，你还是在当官、做教授，这比那些虽然没判死刑、但是长期监禁的异议份子强过万倍；比那些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衣食无着、求助无门的异议份子也强过百倍。肆意夸大自己遭受的迫害，不能增加别人的同情，反而会引发别人的反感。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4）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出逃的目的。
异议知识份子精英在国内不缺吃喝、颇有地位，缺的是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他们之所以要出逃，就是为了做一个有尊严的真正的人，以便畅所欲言地无所顾忌地致力于学术研究。他们的这一目的与中国的民主事业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他们的学术研究将为民主事业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因此，异议知识份子精英完全没有必要再以哗众取宠、漫无边际的词藻来装饰自己。比如，“如果我背叛心灵，苍天和大地将失声恸哭”──这未免自视太高了！为什么你就那么重要，一旦你“背叛心灵，苍天和大地将失声恸哭”！人为地拔高自己出逃的目的，不能使你显得更崇高，却会让人怀疑你是不是自大狂。
异议知识份子精英成功出逃对于国内外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是一件喜事，不应该由于某些夸大其词的言语而败坏了喜庆气氛，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3．大力援助知名度不高的政治异议人士。
有些异议人士历尽艰险逃出中共樊笼，但是由于其知名度不高，得不到所到国或申办国的政治庇护，有的人甚至被遣送回国去遭受变本加厉的迫害。这是极不人道的，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国内的政治异议人士为全国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而英勇斗争，他们从事的是极其艰苦和危险的公益事业。敌我双方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权我空拳。而且，由于中共党国政权是世界主要国家一致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在很多场合（特别是在正式外交场合），敌我双方还处于敌有助我无援的态势。例如，杨伟先生为逃避中共追捕，自大陆逃到泰国，到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由于榜上无名，被“请”出大门。漂泊四年之后，才在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先生的帮助下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再如，袁红冰先生的主要助手赵晶女士与袁红冰先生一起到达澳大利亚，她的政治庇护却困难重重、一波三折。这是极不公平的。国内外政治异议人士当前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敦促世界各国政府从保护人权的角度一视同仁地给予一切出逃的政治异议人士以政治庇护。当然，知名度不高的政治异议人士的身份辩识过程可能会长一些，这是必不可免的，也是合理的。
4．向坚持国内斗争的政治异议人士致敬。
争取中国的民主转型，中国是主战场。在国内坚持斗争的政治异议人士承担着中共专制政权的正面压力。蒋彦永医生、丁之霖女士、天安门母亲、独立知识份子、爱滋病活动人士、保卫钓鱼岛人士、对日争取二战赔偿人士、上访人员、中国民主党党员、法轮功修炼者……不管是为拯救人类而仗义执言，还是为死去亲人而鸣冤叫屈；不管是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还是为个人争权维权；不管是独立的个体，还是有组织的团体；不管是有强烈政治理想的政治党派，还是毫无政治诉求的气功团体……只要在与中共专制政权进行正义的斗争，就在承受中共党国政府的打压，就值得我们表示由衷的敬意。我们身在海外的政治异议人士──包括逃出中共樊笼的政治异议人士，都应该极尽所能地支援他们的斗争。同时，还应该考虑如何把海内外的民主斗争事业结合起来、联成一体、互相帮助、彼此支援。杨建利博士、王秉璋博士、清水君先生等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先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返回国内，遭到了中共政权的拘禁。在此，笔者对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源自《议报》16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