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劲松
江泽民退位，其“功绩”受到中央委员会公报的极力赞扬，应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绊脚石搬走了，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慷慨地给退位人一些颂词，并不费事。然而，一些海外左派舆论，也跟著称赞一番，反倒令人哭笑不得。这些舆论，把江泽民的辞职，称为“中共最高权力和平转移”，“中共权力交接制度化”。这样的“称赞”，除了凸显过去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血腥史之外，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不管江泽民哪一年交班，或者今年，或者两年前，或者三年后，这些左派媒体都会给予同样的评语，都能说成是“制度化”，除非江泽民到死都不交权。
事实上，因恋栈权位，在过去两年，江泽民吃尽了苦头。凡好事，都有胡温的份，比如，为农民减税，追讨民工欠薪，宏观调控等，都被归结为“胡温新政”；凡坏事，都有江泽民的份，比如，经济过热，两岸关系恶化，香港乱象等，人们都怀疑是江泽民“从中使坏”。如今，江泽民终于弃位而去，将来，一切功过是非，都由胡温等人自行担待了。
那么，江泽民给胡温们留下了一个怎样的摊子？应该说，问题很多，百病丛生。主要的一条：社会不公与社会差距。即空前的官场腐败、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江泽民主政时，奉行“出卖与收买” 政策，即，出卖广大农民，收买城市居民；牺牲下岗失业工人，笼络知识精英；漠视弱势群体，大肆豢养军队警察；踩低农村，发展城市；牺牲农业，填补工业。变 “工农联盟”为“官商联盟”。这一系列短期行为，造成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直接后果是社会对立。23万人进京上访，上访者与截访者对恃于各大衙门，仅仅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全真写照之一。
地方主义泛滥，是江泽民留给胡温的又一大政治包袱。江泽民带头搞帮派治国，非但率领“上海帮”，全伙入京，鸡犬升天。而且向其发祥地上海，大行政策倾斜与资源倾斜。此举，不仅加倍放大了地区差距，而且导致上行下效，地方主义从抬头到盛行，各自为政。各地自立山头，对抗中央，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战术发挥到极至。目前，胡温推行宏观调控，收效甚微，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地方诸侯为了树立各自的政绩，或维护当地的利益，百般抵触。以各种名目，放贷的，继续放贷；盲目开发的，继续盲目开发；重复建设的，继续重复建设。真个是，有令难行，有禁难止。除此之外，各省区之间，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商品大战此起彼伏，其恶性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国与国之间。就凭日益泛滥的地方主义这一点，可以断言：宏观调控不可能成功，“软着陆”不可能实现，“硬着陆”倒大有可能。中国经济，将继续在过热与过冷的恶性循环中，往复震荡。
回过头来说，如果在过去的25年，中国经济建设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哪怕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一些，让环境与资源保护得以加强；哪怕城市建设慢一拍，让农村建设跟上节奏；哪怕对特权阶层少加工资，让农民、下岗工人、拆迁户等广大弱势群体得到尽可能的照顾......总之，让全社会均衡发展，共同致富，大概不会酿成今日的民怨载道，后患无穷，竟至于要高声兜售“全民小康”的远景，来安抚怨气冲天的大多数。
应该说，江泽民留下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其混沌、糜烂、与复杂，足以令胡温战战兢兢，席不安寝，夜不能寐。
(9/2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