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没有受到特别的冲击。” 曾为《星岛日报》报道硅谷动态的IT记者崔米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IT业除了白人外，剩下主要是印度和中国人，各自受影响面和整体数量比例是一致的。”
提到外包的冲击，AEM Inc.的产品经理刘志峰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说：“来美国的中国人大多数读硕士或博士，在IT业，他们多是白领，而外包的工作机会大部份是蓝领职位。”
“外包给美国IT业带来的影响，不同规模和性质的公司感受不同。”刘志峰说。以他的个人感觉，大公司以及软件业受影响更明显， AEM Inc. 总部位于加州圣迭戈，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手机电子元器件供应商。
在IT 产业中经验丰富的崔米认为，“外包的冲击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对外包感受最明显的还是硅谷，这里是IT业的前沿阵地 集中了最好的人才，最先进的技术，IT 行业的新趋势在这里最先出现。相对而言，东部 中部的IT行业走的慢一些。”崔米曾经探访过佛罗里达州的IT公司，当地技术人员的危机感就没有这么强烈。
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UIUC)电脑科学在读博士生陶涛可说是圈中的专业人士。他谈到：“从操作系统数据库到图形图像，IT行业的绝大部分都受到外包的影响。”
对于就业前景，陶涛多少有些担心。但他认为，前两年经济不景气带给IT业的冲击更大。随着经济开始复苏 IT行业的就业市场眼下又有所好转。
“但外包是一个趋势，规模逐渐扩大，即使目前的影响还不是很严重，周围的人对此已经有所关心，”陶涛说，“今年夏天在Google实习期间，就有同事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虽然Google 近期没有外包的打算，但显然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外包对行业的长远影响是个争议性的话题。经济学家认为，通过降低成本，外包提升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因此有利于整体经济。但因为美国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敏感的大选年，外包成了一个政治上的烫手山芋。
从IT整体行业来说，外包促进了IT业的优胜劣汰。《圣荷西水银报》近日报道，据官方统计，过去三到四年，硅谷的IT业工作机会丧失了一半，但剩下的人也都是一些具有技术优势的人，而且这些人也都享受了不同程度的薪金增加。
作为在校学生，陶涛认为，“外包将促进IT业的转型，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会热起来，美国政府在这方面也投资很多。对于中国留学生，盲目转到电脑专业或只读电脑硕士学位的明显少多了。”
《商业周刊》今年九月报道，美国公司将业务转往印度 中国 东欧，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的潮流可能很快就会冷却，而且速度比人们想象得还要快。这篇报道说，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工资差距正迅速缩小，外包所能带来的成本优势很快就不那么显著。
如果业务外包(outsourcing) 离岸(offshoring) 能产生效益，美国和外包地的收入差距至少要达到300%-400%，才可以补偿因时间和地域差异、跨地域管理和长距离沟通造成的生产率降低。媒体的报道动辄提及美国数百万计的工作将流失到中国、印度等地。但是，这些耸人听闻的预言没有考虑到，业务全球化给全球劳务市场带来的影响，对亚洲人才的争夺正导致亚洲薪水的飞速增长。
“除了工资差距缩小以外，跨地域管理，两地不同的做事方式都增加了项目风险，带来额外的成本支出，而减少这些支出，需要额外人力资源的投入。”AEM Inc.的刘志峰说，“结果可能并不省钱，或者省了钱，但质量不能保证或无法及时交货。”
崔米说，“IT业外包现在走到了一个阶段，很多将业务外包的公司开始反思。外包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成本，但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不同的行业效果不一样。”
对于硬件方面，半导体芯片的设计业都在往中国大陆转移，但在软件开发方面，很多公司的服务对象是美国公司。特别是小的初创公司，需要讲究效率，客户提出一个新要求，需要立刻得到解决，而如果程序开发外包给中国，中间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效率显然就没那么高。
曾经回国观察中国软件外包业的崔米说，“从规模性的外包上说，中国软件外包业水平参差不齐，美国公司为保证质量需要投入很多培训，人员组织和市场推广力量。”她认为，一般和亚洲市场连在一起的项目更可能会外包到中国。
“但外包不会停止，而会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业界将不断摸索，寻找资源的最优化组合。”崔米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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