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接选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实行的是直接选举，民意的表达是直接的、透明的，无阻碍的。而在中国，选民只能直选乡、镇、市辖区、县和县级市的人大代表，再由这些人大代表选举同级行政首长，由市辖区、县和县级市的人大代表选举地级市、自治州或直辖市的人大代表，地级市或州人大代表选举省或自治区人大代表，省级人大代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如果县或县级市归地区管辖，则县或县级市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省级人大代表，因为地区是不设人大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地方热衷于把地区改为地级市，原因是地级市可以设立人大，可以多安排一批吃皇粮的人，当然这是题外话，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这种多层次选举制度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制度。你想想，中间隔了这么多的层次，民意的表达还能畅顺吗？既使是基于渐进式民主的考虑，需要实行间接选举制度作为一个过渡，也不应该有如此之多的层次嘛。可以先改为：所有人大代表（当然包括全国人大代表）都由选民直选，县长区长县级市长由选民直选，所有人大常委由选民直选。
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间接选举还是直接选举，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应该不大吧？而且，每个候选人都要走同样的程序，机会应该是相等的吧？”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假如，竞争的双方都是社团，那么机会确实是平等的。可如果一方是社团，另一方是自荐候选人，那机会就极为不平等了，机会就基本上是属于社团的了。原因非常简单，只有社团才有能力获得人大代表席位的半数以上，取得人大的主导权，从而在行政首长、人大常委和法检两院的选举中全面获胜。因为现今自荐候选人是没有资格组建社团的，所以获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选举法等法律已经公布了二十几年了，到目前为止还只听说过有自荐候选人当选为县级人大代表的，却从来没听说过有自荐候选人当选为县区市长的，可见这个竞赛规则对自荐候选人是何等地苛刻。
如果县区市长改为直选，那么虽然人大代表选举还是一如既往地由社团获胜，但是最起码县区市长选举就不一定是由社团获胜了。在中国人传统的印象里，人大代表甚至人大常委都是没什么权威的，甚至于很多人还不清楚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是做什么的。但是县长区长市长在人们心目中权威却大得很，一旦直选就会出现激烈的竞争，形成热烈的民主气氛。由于行政首长候选人不再需要向人大代表拜票，而是要直接向选民拜票，所以行政首长自荐候选人就不用理会社团控制下的人大，其当选的机会就增大了。但是必须要明白，既使是行政首长改为直选产生，社团仍然会在选战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为社团比个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供调用。所以，不允许自由组建社团，是民主的更大障碍。
二，社团。不允许组建社团，但却不能阻止自荐候选人之间、自荐候选人和支持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交流。有招牌可以做生意，没有招牌同样可以做生意，要把生意先做起来才好。一些民主派热衷于组织社团，可对目前的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却毫无兴趣，不知道他们组团是用来做什么的。要想上台当市长，要么通过竞选，要么通过武力。莫非他们打算用武力解决问题？或许是嫌县级人大代表级别太低，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若能先掌握一个县的人大，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成绩。既使一时半时控制不了人大，但只要参加了竞选，或者有少数人当选了人大代表，那就是一种锻炼和提高嘛，对群众也起到了民主启蒙的作用。自荐候选人是以竞选为手段的和平夺权者。他们都是务实派，民主的实践者，是真正的民主派。人大在他们的参与下，将成为一个有公信力的民意机关。一旦时局发生动荡，人大的公信力就可使众匪皆服，从而维系社会的稳定。
但是现在肯这样做的人很少。高喊民主口号，但从不参加竞选，也不帮别人竞选的民主人士，我无法辩别他们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值得借鉴的是，中共上台之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非常肉麻地称赞了民主和美国，可中共在实际行动中却仅限于村干部选举。对于国民党组织的国大代表直选，立法委员直选，中共则采取了罢选的态度。现在大部分民主人士又在罢选，罢选的原因和当年中共罢选的原因一样：死对头组织的选举，坚决不能参加。呜呼！如果中国人总是和竞争对手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那民主制度何日才能建成？需知，实现民主才是目的，换不换人并不重要。中共党员通过竞选上台继续执政的话，我也同样接受。看看香港民主派，你就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民主派。香港民主派提出了普选特首和所有立法委员的要求，但同时他们也参加立法委员的选举。他们并没有罢选。而大陆的民主派基本上在罢选。不参加竞选的民主派是真正的民主派吗？
三，宣传。自荐候选人无权自办媒体。花钱打广告的话，也不知媒体敢不敢接这个生意。不过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区都很小，往往很多人都是熟人，只要给每个选民发一张传单，在街上帖几张海报，也就差不多了。挨家挨户拜访选民也是很好的办法。有机会还可当众演讲。
四，选区的划分。按目前选举法的规定，选区可以按区域划分，也可以按单位划分，这对自荐候选人非常不利。也只有在中国，还有按单位划分选区的规定，在民主国家是没有这么划分的。按单位划分选区，就给利用职权拜票带来了方便。同时由于法律规定了可以在两种划分办法中选择，而选择权在有权人那里，这就给有权人作弊制造了机会。所以应该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选举法的要求，选区只能按区域划分，按人口平均分配代表名额。
五，人大代表专职化。人大代表相当于民主国家的议员吗？非也。人大代表平时根本就不在人大上班。在人大上班的是由人大代表选举出来的一个常委会。这些常委才相当于议员。常委以外的人大代表就这样被常委们给代表了，常委们才是人大实权的掌握者。人大代表们在一年时间里只有几天时间聚在一起开会，开会期间好吃好喝招待着，好言好语规劝着，还发纪念品，目的无非是要让代表们听从组织安排，该举手时举手，该投票时投票，绝不能无组织无纪律。这样的会议没有一点竞争性可言，也谈不上参政议政，纯粹是走了过场，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财。
为了让人大代表真正成为参政议政者，就应该让人大代表到人大去上班，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具体可以这样办：给人大代表规定一个固定的工资额，不管是谁当选，不管原来有工作没工作，一律到人大上班，不允许兼职。原来是公务员的，就必须把人事关系调进人大，原来单位的编制减少一个，人大的编制增加一个，换句话说就是指标跟着人走。五年届满如果不连任了，或者任期未满中途被罢免或自己辞职了，就必须调出，指标仍然跟着人走。如果当选人大代表者不是公务员，那就作为临时工看待，工资和正式工人大代表一样，但五年届满不再连任的，或任期未满中途被罢免或自己辞职的，就作为临时工辞职对待，工资立即停发。所有人大代表工作期间使用的办公室、电话、汽车都由人大安排。
人大代表专职化是一个不起眼的问题，然而其暗含的作用却非同小可。一旦实行专职化，不允许兼职，领导干部们就再也不愿意当人大代表了。人大代表那一点固定工资，领导干部是看不上眼的，而且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当人大代表还要看选民的脸色。所以既使是组织上指定他们参选人大代表，他们也会坚辞不受。但对于很多平民来说，这份工作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到人大上班是一种荣誉，有一份固定工资，有权投票选举当地的大官，平时还经常就当地的大小事进行参政议政，尽管只是个临时工，届满就得失业。临时工参政并不是问题。在人家民主国家里，总统、议员都是临时工。将来我们国家也会变成这样子。
肯定有人会提出疑问：增加专职人大代表，财政就增加了负担，这可都是纳税人的钱啊。钱的问题好办。1，减少人大代表名额。县级人大代表，改为每3万人口分配一个名额。人口少于15万的县区，名额是5名。人口多于90万的县区，名额是30名。这些数字和现在的人大常委编制已经相差无几。这就对了，当选的人大代表全部互选为常委！落选的原常委怎么办？组织上自然会安排他们的，别人就不用瞎操心了。2，撤销信访办,把编制移往人大。以后群众上访，就让他们去人大，找人大代表去。找人大代表比找信访办管用，因为人大代表是民选的，选民的罢免权始终是个约束。而人大代表又有选举权和罢免权，还有审核预算的权力，对领导干部们又是个约束。这样一来，权力的链条就连接好了：群众--人大代表--县长区长市长局长法官检查官。
如今，在中国人的头脑里，仍然是革命、暴力夺权的传统概念居多。对于竞选夺权的新方式尚未有足够的了解，更没有切身的体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竞选规则定得太苛刻，使目前极少数了解规则又有心想试试的人却步。另一方面官方对选举法基本上没有宣
传，使得懂行的人太少。这样就潜伏着一个危险：通过竞选上台的新方式不知道，不习惯，不好用，一旦遇有社会危机，到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采取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在四川万州和汉源事件中，群众根本就没想到：可以通过人大代表间接迫使县长区长接受民）。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官方现在就把选举法、地方组织法和代表法修改一下，把县长区长市长改成直选产生，把人大常委改成直选产生，那大家对选举的兴趣就会大大提高了。如果官方在中小学语文教材里收录几篇“选举的故事”，在政治教材里加入“选举的程序”，“怎样才能当上市长”这些内容，那么普法的效果就会很好。现在官方自己没做好，却反而责怪“中国人的民主素质低”，哪有这种道理。
民间和官方都应该明白自己在渐进式民主过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民间要做的就是不断要求修改规则，并且在规则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参加竞选。官方要做的就是不断修改规则使之越来越公平，并且自己在参选时也遵守这些规则。如若如此，则中国幸甚。
使群众熟练运用选举的方式，就可避免他们在无奈之际采用暴力的方式官方和民间相比，官方更应该主动推动选举。这也是为官员本身的利益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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