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以群分的。做学问的人，名气只是在学术圈的轨道上运转。超越了轨道，就会面临翻船。陆德明，一个很普通的名字，要不是名字与“嫖娼”搭上瓜葛，不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 被公众玩耍，滋养公众的猎奇欲，相反，只是在他的行业内，被大家尊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陆德明被逮住了，惹了一身时代潜规则的臊，只好远离喧嚣，默默背负着天下人的谴责，或者同情。我相信中国高校的学者和教授仍然是中国的道德楷模，同时我也相信陆德明嫖娼事件不是一个个案，还有很多陆德明在潜伏着。
什么力量使一个本该担当道义的文化学者放弃最基本的道德职业操守？文化的崇高价值，不能引导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行为理念？我们的教育者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形象使者，包含着一层道德光晕：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他们往往被时代界定为时代的道德持有人。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论到：你们都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果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有人认为：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腐败，而是知识分子的腐败。因为，知识分子堕落，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是一个社会和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我想，此言未免过重和偏激。现在高校，流行着“官僚+知识分子”的管理经营模式，倒是最可怕的。官僚也罢，官僚的目的无非是升官；知识分子也罢，知识分子无非是要吃饭。如果各扫门前雪，搞行政的搞行政，做研究的做研究，这也罢。要是“官知”结合，好比“官商”勾结，知识分子官僚化，官僚化知识分子，最终带来的只是那些在招生中明码实价的博导，那些强迫女生为领导陪舞的校领导，那些剽窃他人文章的人文学者，那些嫖娼并且已“常态化”的教授们。知识分子被行政软化，被权力奴役，欲望在膨胀，内心在攀升，道德在下滑，当是高校频频出问题的一大症结所在。
私人道德的下滑会逐渐扩散到整个公共道德领域，一个人的举动会为更多人所效仿。嫖娼这种事情，总是会挑动国民最敏感的神经。何况是人世间最高贵的职业嫁接于人世间最不光彩的行为。国民的兴趣点，正是道德建设的最低点。当今社会，如何构建一个道德体系，显得艰难而又重要。在性道德领域，今天许多人的立场已大幅后退。当然，和传统严苛的性道德戒条相比，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后退体现了道德观念的进步，但是如果因为性是一己自由，就不值得计较，不值得做道德批判，那么这种低姿态显然又是道德所不能承受的。如果社会的道德秩序建立在这样的道德基础上，前景无疑不容乐观。如果可以用信仰来恒定，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度去信仰？信仰会不会因此而被利用直到成为默然？如果可以用包容来固守，那么，我们持什么样的度去包容？包容会不会被利用直到成为放纵？究其根源，更多的是我们的体制在作怪。如何改变教育体制，切实加强体制建设，如何让学者回归学者，官僚回归官僚，还教育本真，这该是社会上仁人志士所不得不面临的艰难问题。何时可以使学术腐败，教授“嫖娼”等不堪的事情削减，这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着的。
这个时代，不是我们自己不放过自己，是时代不让放过自己。陆德明嫖娼事件被闹得满城风雨是一明证，我相信陆德明是不愿意自己这等事情被人揭发的。就是被沉默了一段时间的余秋雨先生，又被抖出猛料：涉嫌剽窃。学术腐败成风，剽窃别人成果拼凑成自己专着的事儿太多了。可是，事情出在其大散文被奉为现今散文圭臬的“文化苦旅”大师身上，实在很有趣。再把余大师拉到道德上一展览，更为有趣。
《中国青年报》载，余秋雨对高考作文抄袭现象泛滥，曾告诫说：“这种现象一定要改变。要让他们知道精神劳动中的抄袭行为是不道德的。我们在教学生写作技巧的同时，还要进行道德修养教育。”今天，余秋雨先生却被人证据确凿地拉到了道德的审判台上。他还可以义正词严地说“精神劳动中的抄袭行为是不道德”的吗？曾着有《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著名文史考证和评论专家金文明着文批到：“然而，余先生在电视、报纸特别港台媒体上，始终是以温文儒雅的君子形象出现的，你要他一下子改演相反的角色，确实很难。到了现代的经济社会，凡是上得了台面的文化名人，精心包装、刻意美化还来不及，哪有把自己思想、经历中曾经有过的斑渍污点拿出来曝光自责之理?像巴老、邵燕祥先生这样心怀坦荡、足以彪炳史册的真君子简直是凤毛麟角。有鉴于此，所以我这回对余秋雨涉嫌剽窃的问题，只是披露曝光，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直到今天，他对自己‘文革’中无法回避的一般政治错误还在挖空心思地粉饰，你怎么能指望他在‘剽窃’这样的道德人品问题上去触及灵魂、自我反省呢?”。著名科学家何祚庥、庆承瑞夫妇还特地致信打假专家方舟子，要求“立此存照”。何氏夫妇在信尾说：文学“大师”余秋雨先生也出现了“剽窃”公案，可见当前中国学术腐败之风是何等盛行！呵呵，也真难为这两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了。
文章指出，在余秋雨先生的一本以旧充新的《笛声何处》的昆曲研究专着中，据金文明先生考证，这一长达435字的有关剧作家洪升生平的文字，竟是出自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在1979年所著《洪升年谱》中的第4 5页，在金文明先生精心核对之下，发现：“这两段由两位都是著名学者撰写的同一个历史人物洪升的专论，竟然不多不少，都是435字!而且不但句句相同，词序和语序完全一致，就连用字和标点也达到了99.5％以上的高度密合(所不同者，仅仅是余先生写错了一个人名和引错了一个字)。”
那么，这其中就总有一个是抄袭者了，是章培恒，还是余秋雨？章培恒的《洪升年谱》出版于1979年，余着杀青于2004年，时间对比强烈。即使上推到余 1985年着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也晚章6年。并且，有人认为，《笛声何处》一书，纯属“两碟冷菜的拼盘”，其下篇的全部内容，都是从余旧着《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原封不动地抬过来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是余秋雨抄了章培恒的，而且还是梅开二度，两次“作案”！余所抄的虽然才区区435字，但却是章之学术功力所在，学术含量是难以用常人眼光衡量无法用字数来计算的。我不知道余秋雨先生是否可以看到，或者，究竟是看到了，依然装作看不到？或者，他只能看见在其封笔之作《借我一生》里写到的那样“这些年来中国大陆报刊间对我的诬陷和谩骂的文章铺天盖地，成捆成堆”。然后，他大顿悟：我一年吃惊，二年愤怒，三年发笑，四年骄傲。余老师已经到了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任它风吹浪打，胜似天涯信步。骂他得越多，越可以“衬托一个家族的传代自豪”了。
据说，胡适的后代子嗣震惊于余大师“颠倒黑白的勇气和厚颜无耻的谎言”，忍无可忍悲愤提笔“我就来揭开这段历史的隐秘，让普天之下的读者都来看一看：你这个信誓旦旦、说的比唱的好听的‘谦谦君子’，究竟有没有批判和伤害过别人？”起因是余秋雨教授责问批评者说：你们一再宣布，我在‘文革’中用所谓‘石一歌 ’的笔名写过许多错误文章，必须忏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等待着你们能举出一篇实例，却至今没有等到。现在，我再降低要求，举出一句也好。请问，你们还要我和海内外读者等到何年何月？并且还公然宣称：我现在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这当是中国大师之“范型”(此词余秋雨常用)和“榜样”了。曾经一次与余秋雨合影时，感觉其儒雅可掬，可又在媒体上甩钱“悬赏”，这倒是创中国文化学者第一奇迹了。道德与修养，往往的孪生兄弟，失去其一，难以服人，失去其二，难成“范型”。或者，余教授同样以为此越可以“衬托一个家族的传代自豪”了。
纵观这些年来发生的幽默和滑稽之怪现状，足以引发人们无尽的思考。道家讲命运，佛家讲轮回。自古佛道是一家，命运轮回里，又有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呢？中国古代神话记载，黄帝和女娲创世之始，黄帝举一火炬，女娲举一大规，人间自此有了规矩，创造这天规地矩的神佛们，同样也逃不出规矩之掌心。人世间有太多的条款，有太多的界限。道德是，法律是，人情是，亲情是……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历朝历代无不把儒术奉为神明，殊不知儒家总被统治者所利用，儒术为政治服务，也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英国的乔治 格雷任新西兰总督时，曾着有《多岛海神话》。他说，著书的目的，并非全是为了学术，大半都是政治上的手段。比如，为了统治新西兰土人，只要从他们的神话历史里拿出一个可以让他们信服的事例来，就好办了。比如要造路，如果说有什么益处，这是徒劳的。但是，如果说根据神话，说从前有某某神仙，曾经推着车子在霓虹上走，现在就是要仿他造一条路来，事情就搞定了。中国儒术，十三经二十四史，大凡都可以这么用。而那些抱着爬升而着文，那些抱着道德而倒在道德门槛上的教授者流，时间会封存他们，如果说交付给历史，那只是一个笑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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