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自称是中国陕西记者的人化名“粱治”日前在海外中文网站“民主论坛”上发表了一篇批评中国媒体现状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中国的老百姓把中国媒体称为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政府机关、与日益猖獗的黑社会之后的第三股恶势力”。文章痛陈中国媒体所处的困境，与媒体为求生存蜕变成“献媚强权、欺压百姓、为虎作伥”的“流氓报纸”的现像。
粱治以自身的记者经历讲述了传媒业的种种畸形现像。他说，在商业大潮下，自负盈亏的传媒业在“畸形的机制、畸形的管理下产生了畸形的员工”。记者们为了维持生活，使出各种手段。粱治说，媒体的监督作用很多时候是一种变相敲诈勒索。一些没有官方背景和后台的民营企业在政府和媒体的双重盘剥打压下，如果不愿意花钱消灾就得关门，他们因此喊出了“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无奈口号。
张伟国：弘扬正义的大有人在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对新闻实行严格管制的国家之一。张伟国曾经在中国做过记者，后来流亡海外，他现在是海外中文网站“新世纪”的编辑。张伟国说，由于中共政权不是民选，缺乏合法性，仍然以暴力方式实施专制统治，因此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恶势力的代表，而媒体是中共体制内的一部分。他认为把中国媒体说成是一股恶势力并不为过。另一方面，张伟国说，传媒业中嫉恶如仇，弘扬社会正义的记者也大有人在：“最近几年国际新闻组织的统计表明，世界上监狱里被关押记者最多的就在中国，这个数字实际上证明了一点，就是新闻工作者里面有一些有良知的。他们推动新闻自由，通过新闻来实行舆论监督，代表清流的趋势和力量。”
王光泽：媒体扮演双重角色
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光泽到美国参加一次研讨会时说，中国媒体具有两面性，它即包含着与权力相妥协的一面；同时也包含着为民请愿的一面。王光泽说，媒体日益商业化使它不得不在中国社会中扮演双重角色：“第一种角色因为现在大陆的体制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它不得不和官方保持一定的合谋，但是现在民间的意愿非常强烈，尤其网络媒体对它压力非常大。如果网络非常民粹、或者是非常大众化的话，那么媒体就不得不向那个方向靠，否则它的发行量，广告量会大大降低。在网络媒体的压力下，它们不得不表现出亲民的一面，作为民众代言人的一面。”
刘晓波：媒体在慢慢进步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刘晓波曾经被当局关进过监狱，如今他经常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发表政论文章。刘晓波说，中国的印刷媒体和电视不报道的消息，互联网和海外中文网络媒体会报道，在某种程度上能否跟上网络媒体的脚步已经成为大陆某一家媒体是否开放的民间标准。他认为，当强大的网络民意形成之后，在官方没有严格禁止的领域，中国的印刷媒体自然会跟进，而与此同时，网络民意也为中国那些开放的媒体提供了一种民意的合法性。总之，刘晓波认为，中国媒体是在慢慢地进步：“大陆现在新闻尺度、灰色空间的慢慢增加，有些事件可以爆出来，肯定是因为一些有良知的新闻记者的努力。”
刘晓波举例说，从广东报道萨斯问题，报道孙志刚案等就可以看到中国媒体在进步。日前网络和海外媒体对汉源事件的大量报道也推动胡温政权做出比较温和的四点决定。从《南方都市报》前总编程益中案以及《南方周末》报被整肃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中国传媒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与道德勇气在提高。刘晓波说，中国社会特别复杂，乐观与悲观因素交织在一起，把媒体说成是全黑、全灰、或者是全白都没法准确地描述媒体的现状：“我觉得自愿去帮凶帮闲的人还是在逐渐减少。所谓第三种恶势力的根源，肯定来自一些金钱，或者是政治上的高压，乌纱帽威胁等。”
何亮亮：大多数记者都有正义感
香港“凤凰电视台”评论部总监何亮亮认为，把中国目前的媒体等同于政府中的贪官污吏和黑社会的说法有失公允。“凤凰电视台”有中资背景。何亮亮经常到中国大陆出公差，与中国传媒业者有很多联系。他认为，虽然象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那样具有高度社会良知，不顾个人安危的记者并不多，象卢跃刚、焦国标那样的敢于拍案而起，挑战当局的传媒人士也属少数，但却不能说中国传媒业者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受益是以伤害社会为代价的。何亮亮认为，媒体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怪胎：“把它跟计划经济下的毛泽东时代的媒体相提并论是不对的，当然它也不是象一个有充份自由的、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媒体，它是一个很怪的东西，是一个怪胎。”
何亮亮说，不能排除中国的记者和编辑中有心甘情愿充当统治者喉舌的人，也有记者不得不写一些令他们自己感到痛苦无比的文章去应付中宣部，但是，大多数记者都怀有社会正义感，希望做些实事。
(博讯 ）
